第一部分
一、从安德烈·纪德到让保罗·萨特（1）
自从发表《从苏联归来》引起轰动以后，安德烈·纪德就渐渐地不再是良知的导师了。战争和法国的被占领更加快了他的引退。他参与了德里厄主持的《新法兰西杂志》1940年12月和1941年1月两期的出版工作，这表达了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阅读的愿望，但毫无做典范的用意。他尤其表现出自己的“犹豫不决”。这些《摘抄》丝毫无损于他的名誉，人们甚至从中看到他对“那些表示忏悔，自责‘过分喜欢文学’”的人感到气愤。他讽刺那个响应民族革命的号召，努力“歌颂回归故土”的弗朗西斯·卡尔科卡尔科（Francis Carco, 原名Franois CarcopinoTusoli, 1886—1958），法国作家。：“我从中看到的只是倒退和屈从。”纪德也阅读了歌德的作品，并从中感到快慰；当然，这不是称赞德国作家的时候，但也用不着像阿拉贡表现的那样大惊小怪。更不合时宜的，是纪德对《凡尔赛条约》所做的回顾性评论，他在其中这样评价德国人：“现在是他们进行欺骗的时候了。”不过，《摘抄》的基调虽然很悲观，但还不到民族颓丧的地步：“有人说，法兰西已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她还在扮演着伟大民族的角色；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将她取而代之。因此，必须让法兰西对这一点充满信心；必须让我们自己对这一点充满信心。”德：《摘抄》（Feuillets），《新法兰西杂志》，1941年1月1日。（原著注）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正因为如此，纪德才中断了跟德里厄的杂志的合作。1941年1月，一向对纪德非常坦率的马丁·杜·加尔狠狠地批评他说：“您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您没有自己的路线，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根基。”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丁·杜·加尔：《通信集》（Correspondances）,伽利马尔出版社，1968年，II， p.228。（原著注）尽管如此，在很多与敌人合作的人眼里，纪德仍然是堕落的象征，是新制度所蔑视的社会和时代的代表。1941年5月，罗歇·斯特凡纳说服他到尼斯的鲁尔饭店做个报告，报告题目本身并不会引起争议：《认识米肖米肖（Henri Michaux, 1899—1984），比利时裔法国诗人。》。
听众纷纷到场，人来得很踊跃。可是，纪德收到那个右翼军团组织的一封恐吓信。他跟在场的朋友，主要是跟马丁·杜·加尔和马尔罗商量以后，向大厅里挤得满满的听众介绍了恐吓信的内容，为了避免发生殴斗，他决定不做这个报告了。这个决定既不表示不满，也不是一种逃避，但引起一片喧哗，正如斯特凡纳所证明的那样：“纪德9点15分出现在讲台上，受到出乎意料的热烈的欢迎，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纪德宣读了他的声明，几次被掌声打断。他足足用了五分钟的时间来朗读他那仅有十行字的声明。等他退出大厅的时候，听众大声地喊叫着，表达他们的愤怒。皮热当时也在大厅里，他提议，‘让达尔南先生（尼斯地区军团组织的头儿）来代替纪德，做一个关于亨利·米肖的报告’。人们愤怒地呼喊着：‘自由万岁！’‘打倒军团！’的口号。”后来，有一次，斯特凡纳跟纪德共进晚餐，纪德感谢斯特凡纳“使他得到一生中最大的胜利”罗歇·斯特凡纳（R.Stépnane）：《每个人都与世界紧密相连》（Chaque homme est lié au monde），萨基泰尔（Sagittaire）出版社1946年版，p.64。（原著注），他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另外一场《艾那尼》《艾那尼》（Hernani）是雨果的一部戏剧作品，歌颂一个反抗社会的浪漫主义英雄，表达了作者对贵族和封建君主的憎恨，主张以平等、博爱等道德力量改革社会。《艾那尼》的演出曾引起文学界的激烈争论。此剧演出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战役。不过，在究竟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路线的问题上，纪德仍然举棋不定。1942年5月，他来到突尼斯，受到他的朋友泰奥雷蒙·德·让蒂勒兄弟的欢迎。10月，他还在《日记》里说，他觉得元帅指贝当元帅。“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时，他的《日记》很少提及这件事。1943年5月底，他离开突尼斯，来到阿尔及尔，6月25日，他与戴高乐将军共进晚餐。他非常欣赏戴高乐将军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和他的作品。“接着，我们谈到创办一个能够团结自由法国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或者为成为这种力量而进行斗争的新杂志的时机。”几个月以后，1944年2月，纪德创办了《方舟》杂志，与他一起主办杂志的还有阿尔贝·加缪、莫里斯·布朗肖、雅克·拉赛涅，由卡比尔卡比尔人指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柏柏人。作家让·安路什任杂志主编。
1944年11月25日，走出地下状态的《法兰西文学》在发表了纪德的一篇关于攻占突尼斯的文章以后，又刊登了阿拉贡给杂志社长克洛德·莫尔冈的一封匿名信，题目是“安德烈·纪德的归来”。“这同一家周刊，”泰奥夫人写道，“在第二个星期，以惊人的阴险手段刊登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表面上维护纪德，实际上是对他的一次新的恶毒攻击。”玛利亚·范里塞尔伯格：《小妇人笔记》，（Les Cahiers de La pefite Dame）伽利马尔出版社，1972-1975年版，p.320。（原著注）当时仍在巴西的乔治·贝纳诺斯，也在1944年11月25日的《报》上看到了阿拉贡的那封信。贝纳诺斯的评论文章也发表在第二年2月3日的同一家报纸上。贝纳诺斯重申，尽管自己在各方面都跟纪德有很大分歧，但他仍然认为，纪德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按照贝纳诺斯的说法，阿拉贡的信是一份“资料”：“它是党在精神上对纪德宣判死刑的通知书——另外一份通知书也即将发出。”的确，尽管贝纳诺斯身在远方，仍然清醒地注意到法共在文化界影响的上升。面对分裂的法国作家，“党内的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很团结，他们纪律严格，为了党的利益，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观点，甚至牺牲最亲密的友谊，他们恰到好处地利用自己在抵抗运动中获得的威信，并且，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威信，他们完全可以称霸法国知识界，如果不说是对知识界进行控制的话”。乔治·贝纳诺斯：《灵魂受难之路——战斗随笔与散文》（Le chemin de la Croix des mes—Essais et Ecrits de combat）伽利马尔出版社，Ⅱ，1966年版，p.670。（原著注）
阿拉贡在法国文坛的新地位和重要性也应该归功于党。阿拉贡先生攻击纪德先生，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不是一场个人对个人的论战，这是法共在攻击安德烈·纪德。贝纳诺斯趁着还为时不晚，奋起抗议。他们谴责纪德什么？谴责他在被占领期间学习了德语；谴责他在1940年时曾声称，十个法国人里有九个准备接受德国的霸权，“只要这种霸权可以给他们带来富足”；谴责他在同一个时期还写道：“跟昔日的敌人和解，这不是怯懦，而是明智。”
贝纳诺斯承认，可以把这视为一种“温和的贝当主义”，尽管和解从不意味着合作。但这位作家指出，不能仅凭1940年9月28日发表的那一篇文章来评判纪德先生的态度。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
十来年以前，阿拉贡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纪德先生竭尽赞美之能事，那种夸张到可笑程度的赞美让人想到教会人士之间的互相奉承……那个时候，纪德先生还是共产主义者。纪德的好奇心把他带到了莫斯科。从那里归来以后，他在一本著名的书里倾诉了自己的失望。但是，右派人士对纪德先生始终深恶痛绝，因此，他不可能成为这个正统精神家族中的一员，这是这场战争中最独特的情况之一。而对那个他脱离的左翼组织来说，纪德则成了一个极为危险的人物。那个时候，组织对那些愿意与它合作（当然是在民族的范围内）的思想正统的人士非常宽容……组织主张建立一个民族阵线，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所有与民族阵线和解的政治家、将军、高级教士，法兰西学院院士和女公爵……阿拉贡的文章的结论软弱无力，措辞却异常激烈，这说明，组织把纪德视为这种新形式的民族团结的极大障碍……
最后，贝纳诺斯提醒读者，注意法共在1940年这同一年里出版的书刊中所传达的信息：它号召法国人民与德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戴高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