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三、工人阶级的党（3）
《法兰西文学》公布了全国作家协会制定的黑名单，即需要加以抵制的作家名单，不能跟名单上的人有“任何业务上的联系”：皮埃尔·伯努瓦、罗伯尔·布拉西雅克、乔治·布隆、萨沙·吉特里、雅克·沙尔多纳、马塞尔·茹昂多、吕西安·勒巴泰、路
易费尔迪南·塞利纳、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还有让·吉奥诺。特里斯坦·查拉还专门为吉奥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直言不讳：《让·吉奥诺——一个懦弱的作家》（“哪里有德国人，哪里有使用狄德罗、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语言的叛徒，哪里就会有那个赤裸裸的卑鄙无耻的吉奥诺。”1944年10月27日）。
《法兰西文学》不仅揭露，同时也歌颂。报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和诗歌，为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被枪杀的、或者像罗伯尔·德斯诺斯那样死在集中营里的党的英雄和烈士唱赞歌。罗曼·罗兰1945年初逝世后，阿拉贡搞了一个“让罗曼·罗兰进先贤祠”的委员会。苏联共产主义的无名烈士受到让里夏尔·布洛克的颂扬，他向读者展示了这场刚刚结束的战争的全部意义：“在斯大林格勒，在奥德河，不仅是一种指挥战胜了另外一种指挥，而且，还是一种思想体系对另一种思想体系的胜利，是从这种思想体系中诞生的社会制度对从另一种思想体系中诞生的社会制度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人对纳粹人的胜利。”（1945年2月3日）
随着这家“法国第一大周刊”的不断出版，法共对这个原本是折中主义的刊物的领导也越来越加强了。1945年8月，路易斯·马松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未来”的主题教训乔治·贝纳诺斯（“如果您看到有多少共产党人在被占领期间死去！如果您看到有多少共产党人用毅力和爱，藐视那围困他们的死亡的监牢，坚强地活下来！如果您想看到未来……”）。10月，克洛德·莫尔冈发起一场反对“全民投票”，反对“赞成主义者”的运动：“今天是说‘不’的时候了。”11月，报纸领导人向莫里亚克开战，认为他是一个过分的戴高乐主义者（“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赞赏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勇气和英明，就可以盲目地把政权交给他，就可以为了他而放弃民主吗？”）。12月，就在萨特的《现代》杂志第一期出版以后不久，人们让炮手罗歇·加罗迪向萨特开炮，摧毁这个“假预言家”。这个动作意义重大。加罗迪把存在主义描写成一种“疾病”，一种脱离现实，尤其是脱离科学的哲学，一种主观主义，一种“碌碌无为者的哲学”：“萨特用一种对那些没有根基的、因为无能而感到绝望的人颇有吸引力的孤立而又无形的虚幻的自由，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引向死胡同。”罗歇·加罗迪（R.Garaudy）：《论一种反动哲学——假预言家：让保罗·萨特》（Sur une philosophie réactionnnaire.Un faux prophète: JeanPaul Sartre），《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aises），1945年12月28日。（原著注）
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变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顽固念头。莫里斯·多列士在1945年6月26日至30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复兴法兰西的纲领，其中，“伦理和精神”的复兴占了很大一部分。在论述了对教育进行民主改革的重要性之后，他又补充说：“帮助和协调科学与技术研究，鼓励艺术创作，让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来为法兰西效力，也是十分必要的。”最后，莫里斯·多列士对开始启动《法兰西复兴百科全书》编撰工作的保罗·朗日万表示热烈祝贺：“他担负起在我们这个时代继承和发展18世纪伟大思想家留下的遗产的任务。”莫里斯·多列士：《一个伟大的法兰西政策》（Une politique de grandeur fran－aise），社会出版社1945年出版。（原著注）
法共这个工人阶级的党也是代表未来的党。正如埃德加·莫兰所写的那样，“我们既是牺牲者，也是胜利者”。由于苏联的胜利，很多人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人类的唯一前途，“人类”是那个从纳粹集中营的折磨中死里逃生的罗伯尔·安泰尔姆1947年写的一本漂亮的书的题目。选择共产主义，并不是选择一种政治方向，不是从众多政党中选择其中的一个，不是选择一个比其他党略好一点的党，而是为整个人类进行选择：“正如安妮·克里格尔所说的那样，我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与基督教同样重大的转折。”安妮·克里格尔：《我所理解的》，p.322。（原著注）除了党和由党领导的刊物，如《法兰西文学》、《思想》、《行动》——后者的文学版是由弗朗西斯·蓬热负责的——和《新评论》等杂志发表的作品以外，法共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拥有各种教育或集会场所。比如，1945年11月11日投入使用的新大学，到那里讲课的有当年的义勇军游击队参谋长和纳粹集中营里的俘虏，巴黎大学理学院的比较解剖学教授马塞尔·普勒南、保罗·朗日万、亨利·瓦隆、罗歇·加罗迪、亨利·勒菲弗、地理学家皮埃尔·乔治、乔治·戈斯纳、历史学家让·布吕阿、让·多特里、阿尔贝·索布尔和埃米尔·特尔森……
1946年6月底，法共在普雷耶尔大厅举行了一次战后最大的知识分子集会——思想大会，大会向所有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开放，在法国共产党人眼里，这些人都是党的同路人或同情者。“这次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人道报》这样写道，“是它的高度团结一致。法兰西思想在这里得到了统一、一致，就像在战争时期那样，并且将永远团结一致……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必然需要揭露吉奥诺和塞利纳等法西斯先行者宣扬的反动的和平主义！……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朋友阿拉贡用他惯有的激情和才华所高呼的口号，大会主席让·卡苏向共和国致敬……”（1946年7月6日）这同一篇文章还回顾了战争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全国作家协会聚集了我们国家的真正的作家，而那些当年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定调的反动的学院，如今正绝望地抓住那像灰尘一样的过去不放，最终自己也将化为灰烬。”
共产主义的强大吸引力使很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入党，同时，也吸引了众多追名逐利的二流知识分子。这种诱惑也驱使很多青年学生加入法兰西共和青年团或法共。它还壮大了同路人的队伍，后者虽然没有领党证，但却以忠实的同盟者的姿态出现。它的影响还远远超越了这些第一批入党的人和同情者的范围。所有左翼知识分子力量都必须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社会党丧失了全部的吸引力。法共的工运中心主义本身就鼓励知识分子支持强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多列士给党带来的“民族”共产主义色彩，消除了人们怀疑党屈从莫斯科的忧虑：“党是纯正的爱国思想勇敢的卫士。”莫里斯·阿居隆：《内幕》（Vu des coulisses），引自《自我历史论文集》（Essais D’egohistoire）中，伽利马尔出版社1987年出版，p.21。（原著注）跟它原来的关于自己是先锋队的宣传口径不同，它开始参照共和民主，并把自己说成是共和民主的先进翅膀。它代表的是一种纯洁的民主，没有腐败的民主，道德高尚的民主。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从1945年12月起，就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对法共能否在“不跟苏维埃制度断绝一切关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政治回忆录》（Mémoires politiques），格拉塞出版社，1967年，p.332。（原著注） 的情况下捍卫共和民主表示怀疑。作为对共产主义这种时代思想的让步，莫里亚克向苏联的“伟大事业”表示敬意。当时，法国共产党人正在执政，他们准备建立一个立宪共和国，而不是搞革命。可是，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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