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四、天主教势力的回归（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天主教势力彻底的回归共和提供了机会。然而，这其中，除少数人——图卢兹的萨列日主教，里尔的列纳尔主教，舍弗罗大主教以及另外几个勇敢的神职人员——之外，教会各级人士对这种回归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作为一个整体，主教团表现出一种毕恭毕敬的亲元帅主义，或者称亲贝当主义，从而产生了一种威胁到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危险，即教会跟一个极端反动的制度之间的新的和解。1943年，在阿尔及尔，戴高乐想让一位高级教士进入他的临时政府——其实，跟临时政府中的法共力量和全国联盟的势力相比，教会的加入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没有成功。受到主教阁下们赏识的维希政府不正是对非宗教的共和国的一种报复吗？
不过，天主教世界再也没有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的那种精诚团结了。那个时候，在教会的忠实信徒里，德雷福斯分子只是一小撮。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天主教世界出现了多元化。1926年对法兰西行动的取缔解放了天主教中的民主和自由的力量。新的一代——埃马纽埃尔·穆尼耶的一代——甚至想超越基督教民主党的和解目标，希望天主教与议会和非宗教的民主和解的目标：《精神》宣布自己是“革命”的。教会的各个修会——多明我会、耶稣教会——也纷纷出版各种刊物，其观点与保守的右翼势力的因循守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研究》、《精神生活》、《七日》、《当代》等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动摇法国的危机中，在天主教主力中经常起着先锋作用。整个天主教徒的队伍也因为青年运动（天主教工人青年会、天主教学生青年会、天主教农民青年会……）的崛起而变得年轻了，被占领时期，从这些青年运动组织中涌现了很多抵抗分子。
共和思想的正统性也发生了变化。第三共和国时期，它是建立在承认非宗教的法律基础之上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就建立在参加抵抗运动或支持自由法国的基础上。很多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中的“不信教的人”，都因为接受了贝当制度而受到牵连。跟那些主教和大主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支持元帅的——相反，很多青年天主教徒都追随了戴高乐将军，将军本人也是公认的天主教徒。《基督教见证手册》是地下刊物中的一朵小花，且不说还有那么多的天主教徒支持了《捍卫法兰西》和《战斗》等报刊。正是从天主教抵抗运动中诞生了人民共和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都是抵抗主义者：全国抗敌委员会主席乔治·比多、弗朗索瓦·德·芒东、安德烈·科兰、莫里斯勒内·西莫内、皮埃尔亨利·泰让、自由法国在伦敦的发言人莫里斯·舒曼……天主教徒跟不信教的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 、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和自由思想者之间的战斗友谊，使得那些“被包围的堡垒里”出现了很多新的天主教徒。一种全新的气候给战斗的天主教徒带来了教会从19世纪末起就失去的机会，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并对公众产生了影响。很多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徒成为部长，甚至政府总理，这是自从麦克马洪麦克马洪（Edme Patrice Maurice MacMahon, 1808—1898），法国元帅和政治家，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曾任法国总统。的道德联盟指19世纪70年代保皇党和保守派之间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反动联盟，这个联盟推翻了梯也尔政府，把麦克马洪扶上台。时代以来所没有过的事。
战争和战争带来的一连串的悲剧：恐惧、焦虑、妻离子散，又使很多教徒重返礼拜场所。一种新的信仰热潮支持传教士到那些“抛弃基督教信仰”的社会阶层——首先是工人中间去做工作。自从戈丹和丹尼尔教士在1943年出版了《法兰西还是传教的国家吗？》一书以后，很多天主教教士和教徒都认识到“无产阶级中间”对宗教的冷漠，甚至公开宣扬无神论。同一年，成立了法国传教会的平行组织巴黎传教会，其宗旨是要创建传教士团体。解放以后，这些组织中的一些教士走进工厂：这是“教士与工人”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是由亨利·佩兰发起的（《在德国的一个教士—工人的日记》），1953年被粗暴地停止了。
正是在这种交织着复兴与不安的新的背景下，人们听到了那些伟大的天主教徒的声音，特别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声音。这位功成名就、受人尊敬、遭人嫉妒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曾经是个抵抗主义者，这可不是什么不足挂齿的功绩。解放的时候，他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人民阵线的成员。莫里亚克先是相信戴高乐，后来又相信人民共和运动人民共和运动是一个基督教政党的名字。。当自由法国的领袖在1946年跟人民共和运动分手以后，莫里亚克选择了忠于人民共和运动。战争结束时，人们看到他很关注基督教徒在缔造中的共和国里的地位，并且，对法共力量的崛起所带来的威胁感到忧虑。成为皮埃尔·布里松主持的《费加罗报》的专栏作家之后，他跟《行动报》和《人道报》的那个年轻的“击剑手”皮埃尔·埃尔维开始了论战。
1945年10月28日，新闻界里传说，《罗马观察家报》这是梵蒂冈的官方报刊。鼓动法国人抛弃“那些给他们带来那么多伤害的”非宗教的和反教会的法律之后，莫里亚克开始对教权主义表示怀疑。他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一个居住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无神论者、理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且不说还有那个代表着法国希望的欢快的存在主义大军的国度里，在这个各种信仰、各种否定主义、各种思想态度都能找到支持者和信徒的国度里，国家必须使自己置身于一种理论和一种个别信仰的影响之外，国家必须统领各种信仰。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的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日记》，圆桌出版社，1947年，p.149。（原著注） 他的一些读者对他这种宣传不信教的做法感到震惊、愤怒，于是，他在10月31日再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天主教行动党的成就是跟官方的支持成反比的。政教分离后的天主教的发展，我们大家都是见证人；后来，正是维希政府那可怕的好心和致命的关怀，才使得这种发展受到破坏和中断。”
在同一个时期，莫里亚克还关注、保护他的宗教兄弟。皮埃尔·埃尔维对“罗马教会那隐匿的意图”感到担忧，于是，莫里亚克就向“这个不久前接受教理奖的布列塔尼人”举起大刀，让他明白，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在努力把上帝的教导付诸实践”：“您所攻击的那些天主教徒，那些《黎明》、《当代》、《精神》等杂志的编辑们，他们都是拉科代尔拉科代尔（Henri Lacordaire, 1802—1861），法国多明我教派教士，是19世纪法国自由天主教的领袖之一。和奥扎纳姆奥扎纳姆（Frédéric Ozanam,1813—1853），法国历史学家和天主教作家，与拉科代尔一起在天主教共和报纸《新纪元》共事。的子孙，是巴黎大主教阿弗尔阿弗尔大主教（Denis Auguste Affre, 1793—1848），法国高级天主教教士，1848年6月参加革命起义，壮烈牺牲。——他的鲜血跟他那些可怜的教徒的鲜血一起洒在巷战的街垒上——在1848年支持的《新纪元》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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