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四、天主教势力的回归（2）
莫里亚克还用他那慈父般的关怀保护着几个比他还要先进的晚辈，反驳那个大嗓门的贝纳诺斯。后者不能容忍一些天主教知识分子的精英跟法共眉来眼去。1946年6月，他在《当代》上写道：“十年以前，大批天主教徒危险地支持了右翼的集权制，他们当中的一些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精英甚至开始拥护法西斯主义。今天，这同一些人又倒向了左翼，他们当中的一批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精英信仰了共产主义。用不着说明，这期间，力量的优势已经从右翼转向左翼……”乔治·贝纳诺斯：《法国人，如果你们知道的话（1945—1948）》（Franais, si vous saviez， 1945—1948），伽利马尔出版社1961年出版，p.172。（原著注） 按照很多天主教徒的说法，人们不应当“再玩右翼的游戏”，应当“尊重工人阶级的敏感性”。“我对你们说，什么都没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如今，让我在‘必要的暴力’面前保持冷静的不再是‘新一代莫拉斯主义者那些粗野的小笨蛋’，而是《精神》杂志的那些博学的小蠢货。”
1946年6月23日，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回答贝纳诺斯的猛烈攻击。他提醒人们，贝纳诺斯这个名字在这场反对他这样的基督教徒的斗争中意味着什么，同时指出，这个流亡者刚一回来，就立刻摆出他那副“不妥协的老天使”的勇敢嘴脸：“当他漫骂《精神》杂志的那些‘小蠢货’的时候，他不是像上帝那样为他们祝福，而是侮辱这些如饥似渴地追求正义的人们，这些因为渴望而产生幻想的人们。”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厌恶的诱惑》（La tentation du dégot），选自《日记》，V, p.55。（原著注）在莫里亚克看来，穆尼耶和他的朋友们是有点喜欢幻想，但这只是他们追求正义斗争中的一点小小的不足。他本人是不会陷进这种浪漫的幻想中去的。尽管他对那个热爱纯洁，那个像莱昂·布鲁瓦和贝玑一样同欺诈和诱骗进行斗争的贝纳诺斯充满了敬意，但他不能容忍贝纳诺斯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而这些人指前面提到的那些受到贝纳诺斯攻击的人。正紧紧地拉着‘希望’这个小姑娘的手。对于贝纳诺斯来说，揭露……本身就足够了——这是一种可以自我满足的欲望。”因此，他就对贝纳诺斯产生了戒备：“有些人有一种谩骂和蔑视别人的本能。”1946年7月17日，贝纳诺斯以牙还牙，在《战役报》上反驳道：“正如我过去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位写过多部名称各异、时而神圣、时而亵渎宗教的作品的作者，写过多部充满了那种像地道的墙上流着的脏水似的肉欲的、绝望的作品的作者，是没有资格来教训我应当对什么人寄予希望的。”接下去，这位从不忌讳用有关性方面的比喻撰写抨击文章的作者贝纳诺斯又射出了一支冷箭：“我丝毫不想否认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的善意，我要谴责他的，恰恰是由于他只有善意，而缺乏诚意。每一个良好的意愿都会向他招手，都会把他带进一个阴暗的角落，他从那个角落出来以后，会变得更加疲惫不堪，但却不能得到满足。那些年轻的法国天主教徒找到了最好的秘诀，但是，他们使用这个秘诀，恰恰使自己的精力越来越消耗，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虚弱。”
贝纳诺斯一如既往，总是进行不合时宜的说教。在他与其他天主教知识分子之间，至少跟当时那些持社会介入态度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在后者当中，当然包括《精神》杂志的“那些可怕而又博学的小蠢货”。穆尼耶的杂志经过战争的考验以后变得更加强大，1944年12月复刊，比《当代》第一期差不多早一年。作为战前创刊的杂志，《精神》被列入那些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纸张库存的刊物。一个由新旧合作者共同组成的新班子成立了。1945年，以穆尼耶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成员中有让·拉克鲁瓦、亨利·马鲁、弗朗索瓦·戈盖尔、保罗·弗雷斯，同时还有阿尔贝·贝甘、安德烈·巴赞、约瑟夫·罗万、保罗·弗拉芒……一个年轻人，让马里·多莫纳克，穆尼耶在里昂认识的一个学生、战争期间曾参加迪努瓦耶·德·瑟贡扎克领导的塔恩游击队、当年的乌里亚日干部学校的校长，从1946年起成为一个出色的编辑部秘书。尽管在这个得到补充、壮大和加强的刊物里，占主流的是天主教徒，但杂志社还是带有多种宗教色彩，里面有一个新教徒保罗·利科，一个无神论者弗朗西斯·让松，一个犹太人弗拉基米尔·拉比。
《精神》杂志选择圣日耳曼德普雷镇作为自己的阵地，从1945年9月起，开始租用保罗·弗拉芒和让·巴尔德领导的瑟伊出版社在雅各布街的房屋。这个战前创建的小刊物，解放后得到长足的发展。穆尼耶在那里领导着好几个《精神》丛书，这些丛书使瑟伊出版社成为一家出版政治文集和社会研究文集的大出版社，从而跟一般的文学出版社区别开来。保罗·弗拉芒战争期间在青年法兰西运动组织（后来，他们两人先后被该组织开除）中结识了穆尼耶，两人结成一种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双方都可以保持彼此的独立性。这个联盟使雅各布街成为对那些希望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的左翼天主教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的基地。这个在财政上独立的杂志每期可以出售一万册，很快就拥有5000个订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瑟伊出版社和《精神》杂志都是由天主教徒领导的，但他们身边却聚集着一群不全是天主教徒的人。从此可以看出，杂志一创刊穆尼耶就赋予它的那种新时代的特征：天主教知识分子不再希望被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和小教堂里。多元化成为他们的口号。尽管如此，瑟伊出版社在很长时间里仍然被视为一家天主教出版社，哪怕仅仅由于他们那面向宗教研究的图书目录，还有他们领导人的特点。出于同样的原因，《精神》杂志也被视为一家天主教杂志。
萨特不久之后发出了社会介入的主张，实际上，穆尼耶、贝甘、多莫纳克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早就这样做了。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以及在集中营里的遇难者，敦促这些年轻人，不能再重返他们那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必须怀着抵抗运动时期的理想，怀着对被枪决者和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的怀念之情，继续斗争。对于那些佼佼者来说，生命已不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已经把自己贡献出去了。1948年，穆尼耶给贝甘写信说道：“我们需要一批能吃苦的人来领导《精神》杂志，这些人应当知道，并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投身于一场精神战争之中，在友谊的唯一目光下，彼此都感到有一种军人的严厉……”我们在这里引用《精神》杂志的一些主题和用语。见《政治战线的知识分子，1930—1950》，同前书。（原著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语调。
对这些严肃的、决心都非常坚定的年轻人，贝纳诺斯究竟谴责他们什么呢？谴责他们正在东欧取得胜利、并且开始大力插手西方文化的共产主义的“威胁”。确实，如同当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精神》杂志的很多合作者也都将转向党。他们并不想加入法共，而是因为共产主义向西方文明发出了挑战，它指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决裂的出路。何况，哪怕仅仅由于共产主义的强大，人们也不能对它熟视无睹。它就在那里，而且越来越强大，吸引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它在法国似乎接受了民主法则；至少它享受了民主，因为它加入了政府，并且在政府里一直留到1947年。它头上戴着烈士的光环，红军的胜利的光环，苏联制度的成功以及老战士威望的光环。对那些被贫困困扰的天主教徒来说，党拥有广大的工人，跟党隔绝，就是跟群众隔绝。
在穆尼耶和他身边的人看来，战争悲剧使《精神》杂志不能再把自己局限在思想的天空上，必须走到地面上来，必要时，还要让双脚踩在泥浆里。杂志的另一位哲学家让·拉克鲁瓦强调“时间效率”。从 1945年8月起，穆尼耶开始摒弃阿尔贝·加缪采取的“耸人听闻的态度”：“我们永远无法表达人民大众对我们的伙伴杂志《战斗》的感激之情，不过，这个杂志不再像开始时那么让我们满意了，这是因为，它面对各种事件和投身斗争的人们所摆出的那种严厉的法官态度，从他们的讲坛上不断地发出称赞和责难，却让人感受不到对大家共同经历的困难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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