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杂志跟法共的这种和解出于三个因素：不想脱离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为进行抵抗运动带来的希望所孕育的革命而需要的联盟。今天，我们离开这段历史已经有足够的距离，这使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论这些知识分子的幻想，这些幻想都没有脱离高卢古代法国的称呼。中心主义：对贝纳诺斯提醒他们的那些现实，他们不想多加考虑——暂时还不想考虑。可以为他们这种立场辩解的是，反法西斯联盟还将有几个月的好光景，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在跟斯大林谈判，戴高乐刚刚在莫斯科签署了法苏条约。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党确实拥有各种吸引力。

    在法共的影响下，当初只扮演次要角色的共产主义思想，很快就被这些知识分子视为一种十分有效的提高政治觉悟的武器。这些人格主义人格主义是一种哲学派别，通常是唯心主义的，认为凡是实在的东西都有人格。换言之，人格的基本形态，如意识性、自由的自我决定、趋向性、持久的自我特性、价值的保持，使人格成为一切实在的模式。者当然没有向马克思主义借鉴辩证唯物主义，不过，他们借鉴了马克思的历史破译法，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必须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思想。因此，战争结束以后的那几年，是诸如卡尔韦教士、让·巴尔托利、埃马纽埃尔·穆尼耶等天主教知识分子大写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年代。正如安妮·克里格尔所说的那样，在高等师范学校里，天主教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交流思想，轮流做系统的报告。年轻的多梅纳克正是在那几年里阅读了《资本论》，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他的那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用杂志领导人的话说，战前，《精神》带有普鲁东主义的倾向，如今，则向那些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思想的天主教知识分子，灌输一切可以被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抵抗运动的革命愿望很快就破灭了。1945年至1947年的各期《精神》杂志里，反映了这种大概不可避免的幻灭。抵抗运动的分裂，工人联合的失败，保守势力的复兴（戴高乐将军1947年4月创建法兰西人民联盟），眼前的各种沉重的事件，历史留下的沉重隐患的积淀，还有1947年底开始的国际范围的冷战气氛，这一切都使人们对期盼已久的共和国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于是，左翼天主教不得不重新调整他们的态度。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不远离法共的做法，因为法共仍然代表着工人阶级。穆尼耶和他的朋友们就属于此列，他们拒绝接受摩尼教式的冷战逻辑。

    雷恩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德尼，1947年5月在《行动》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为基督教徒投身革命，并与其他力量共同革命的原则进行辩护，主张加入法共及其下属的“革命组织”。这为穆尼耶提供了说明自己对法国共产党人的态度的机会。他说，《精神》在各种“革命先锋力量”之间起联系作用；杂志不能无视这些先锋力量中的一批“决心在党的队伍里面，或在党身边与党同行的基督教徒”。他不想把“具体加入”和“理论谴责”对立起来。别人对他的误解，是把他的基督教加上引号或者束之高阁，是否认一切矛盾：“基督教徒越是大胆地投身革命，就越加关注和维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不断地用这种信仰去反击那些违背自己信仰的突然袭击，并在这场斗争中使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都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坚定。”

    我们可以说，穆尼耶接受了下面这种思想，即可以成为党的同路人。总的来说，他更喜欢亨利·德尼所冒的风险，而不喜欢《基督徒见证》杂志的一期里所标榜的那种打着灵修的幌子，只想采用“启示、真理和慈善武器”的保守主义。行动，“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去”，“把基督教的希望置于共产主义的希望的沃土之中”这是《精神》杂志的领导人从此宣扬的观点。埃马纽埃尔·穆尼耶：《基督教共产党？》（Communistes chrétiens?），引自《精神》杂志，1947年7月。（原著注）

    战前与战后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变化还在另外一个领域，在一场辩论——另一场辩论——中反映出来，穆尼耶和贝纳诺斯之间关于技术与进步问题的辩论。贝纳诺斯从巴西流亡归来时，带回了题为《法兰西反对机器人》的论著，于1947年出版。作者在这本书里强烈地谴责了一个工业技术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这个社会的生产本位主义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自由。

    埃马纽埃尔·穆尼耶对这本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书中流露出“知识分子对机械化的最可怜的无知”埃马纽埃尔·穆尼耶：《人与技术》（L’homme et la technique），引自《精神》杂志，1948年2月。（原著注）。不久以后，《精神》杂志的负责人发表了《20世纪的小小的恐惧》，里面收集了贝纳诺斯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做的三个报告，在这本书里，他和另外几个人的反机械化思想被描绘成“一种感情和激情的潮流”。而穆尼耶为技术大唱赞歌，并且引经据典地指出，在基督教与进步的概念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不相容性。埃马纽埃尔·穆尼耶：《作品,Ⅲ,1944—1950》（Oeuvres, Ⅲ, De 1944 à 1950），1962年，p.361 及其他一些地方。参阅维诺克的《贝纳诺斯和〈精神〉杂志：面对技术和发展的两种态度》（Bernanos et l’Esprit: deux attitudes face à la technologie et à la croissance），政治学国家基金会研讨会，1981年12月，和《评论》（Commentaire），第18期，1982年夏。（原著注）

    贝纳诺斯，这个被沦为体力劳动者的鞋匠的孙子，这个订阅《自由语言》报的织挂毯的工人的儿子，这个在天主教受到孔伯主义者孔伯（Emile Combes, 1835—1921），法国政治家，激进党成员，1902—1905年间任议长期间，实行坚定的反教会政策，并于 1904年颁布政教分离法。攻击的时候正在天主教学校上学的学生，这个传统、门第和被遗忘的基督教义的卫士，不相信进步。这个继承了独立劳动者的自豪感的人，在最近这两个世纪里，在人类获得了自由的这两个世纪里，看到了“世界的末日”。民主和资本的统治，机械化和工厂制造的恐怖，有关平等和“大众”文化神话，都使人类陷入了深渊。预言家们的呼声虽然不能阻止这种必然的堕落，但或许可以唤醒当代人那沉睡的良知。

    事实上，穆尼耶的杂志也揭露了20世纪30年代“进步造成的破坏”，揭露了“过度的工业配置”和生产过剩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亚历山大·马克在1933年7月号上发表了题为“机器是工人的敌人”的文章。1935年10月，穆尼耶本人也抨击“国家和技术员的精神帝国主义”，抨击“把生产力奉若神明”的做法，他反驳人的最大使命就是“控制自然的力量”的说法……

    就在贝纳诺斯坚持他的反现代化思想的时候，穆尼耶和《精神》杂志的思想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变化。《20世纪的小小的恐惧》一书所列的参考书目，让人看到了新的思想源泉：马克思的《资本论》、乔治·弗里德曼的《工业机械化带来的人的问题》和天主教教士的作品排在一起。共产主义在欧洲和法国的突破，促使穆尼耶揭露基督教世界的落后：这个世界“被科学发现、技术组织和社会解放运动所包围”。基督教徒“对人类精神命运在人世间实现的条件”太不关注，因此，会“在一段时间里，在人类的解放创举面前，显得手足无措”。正如异教徒取代犹太人的时代一样，这种首创精神可能会属于那些“新野蛮人”。穆尼耶又具体地说，这些人也许会“犯错误，会经受很多痛苦”，但是，他们最终会开辟“现代基督教徒未能开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