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而不再是白宫的政治——本身，就被作为资本主义、使人愚钝的标准化、城市犯罪及其他可耻的现代化的典范，受到猛烈的抨击……而且，法共的宣传机器对不人道的美国进行的抨击、谩骂，也是针对那些众多的潜在的盟友的，是针对那些作家、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的，这些人经常宣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指诸如连环画、通俗小说、连载小说等面向大众的作品。。在那场以《七星文库》《七星文库》是伽利马尔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经典文学作品集，均为精装本。反对《黑色系列》《黑色系列》是美国的一套带有恐怖色彩的丛书。，以法国夏朗德葡萄甜酒反对可口可乐，以《骁勇》《骁勇》周刊是法国共产党出版的一种儿童读物。反对《唐老鸭》《唐老鸭》周刊是美国的一种儿童读物。，以“法国姑娘”反对那些“照片被人挂在墙上的漂亮女孩儿”的斗争中，《法兰西文学》杂志显得尤为能言善辩——“那些照片被人挂在墙上的漂亮妞儿，”《先锋报》《先锋报》是法共主办的报纸，面向青年读者，宣传反美思想。这样说道，“即美国式的女人，浓妆艳抹的洋娃娃，她们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爱情，为了嫁一个有钱的丈夫，为了寻欢作乐，不劳而获。”

    这些陈词滥调塑造了一个跟法共对立的反文化的美国形象，用伊里亚·爱伦堡的话说，法共“是文明的合法继承人”。敌人不仅在大洋彼岸，也在我们中间：“美国党”正掌握着我们的政权。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不仅要针对第三种势力，而且，也要针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戴高乐主义。第三种势力建立在社会党和人民共和的联盟之上。针对前者，法共重新捡起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高唱的攻击论调，稍加更新，又补充了一些“黑暗年代”（特别是1939—1941年间）的口号：莱昂·布鲁姆身上被加上各种叛徒的罪名。比如，1948年12月11日的《新法兰西报》就用最重要的两版的版面对他进行讨伐：“历史对布鲁姆的无情控诉，从1936年起，他就通过反共的手段谋求与希特勒的和解。”因此，如果这同一个布鲁姆，还抱有“对苏联进行十字军东征的荒诞幻想”的话，那我们也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

    在针对那个被认为是战争阵营的美国进行的战斗中，还附加了一个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无产阶级与和平辩护的任务，这些都是组成革命的“正极”的建设性因素，在与敌人思想家的斗争中需要捍卫这些因素。阿拉贡或吉耶维克吉耶维克（Eugène Guillevic, 1907—1997），法国诗人。用诗歌来歌颂或怒斥，而那些《思想》的哲学家们指那些经常在共产党杂志《思想》（La Pensée）上发表作品的共产党作家、哲学家。则用辩证唯物主义武器来武装人民的思想。在这场对峙中，法共知识分子确实承担了重大的责任，正如莫里斯·多列士1948年7月9日在让蒂伊召开的党中央会议上向他们指出的那样：“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纯文学性或纯艺术性的争论，实际上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而是跟政治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永远不应该忘记，敌人的行动恰恰是在各个领域展开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还有意识形态领域。”结论：“一个共产党知识分子只能有一种态度，”多列士喊道，“那就是完全地、毫无保留地站在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立场上。”

    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冷战中，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受到热情的召唤，召唤他们参加工人阶级“捍卫和平”的“正义斗争”。谁要是不站在苏联的旗帜下，谁就是反对苏联，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世界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负责在法国文学领域打扫卫生的罗歇·加罗迪，1948年在社会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论著《掘墓人的文学》，猛烈地抨击了那些为反动派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萨特们、莫里亚克们、马尔罗们、科斯特莱尔科斯特莱尔（Arthur Koestler, 1905—1983），英籍匈牙利作家，用英语写作，其小说《零与无限》（1940）曾对斯大林主义做过辛辣批判。们以及其他一些作家。

    事实上，大多数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受到法共的吸引。第一批同路人成为无条件的同盟军。正如克洛德·阿夫利纳在《法兰西文学》上重复日达诺夫说过的话，并制定了“两个阵营”的理论：“一边，是资本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制度、社会和文化。另一边，是社会主义，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制度、社会和文化。这种选择随着两个阵营日益公开的敌视而变得日益明朗起来。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就连外交家们也不再考虑这种可能性。两个阵营中的一个必须消亡。世界必须做出选择。”（1948年4月29日）

    另外一批知识分子更具批判性，他们并不全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全都支持党的事业，不过，他们认为，必须跟法共结成同盟。或者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党——对左翼基督教徒来说，它就是基督在当代的化身，这是使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普遍的历史因素，或者因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诞生和成长被法共看成是国家法西斯化的序幕。穆尼耶在《精神》杂志社的同志、人格主义哲学家让·拉克鲁瓦就是这么想的，他的话被《新法兰西》大量引用：“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不管人们赞成还是反对，按照天主教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丹尼尔·维莱的说法，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无产阶级内在的哲学。要想建立一种第三势力，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孤军奋战，在两个准备对峙的巨人之间日益消耗自己的力量，这简直就是在跟世界开玩笑。这不是我们这样说，是事实在说话：一切反法西斯斗争的先决条件，都是跟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协议。这是一场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是这场运动的最贴切的哲学。我们不想脱离共产主义，因为那就意味着脱离这场运动。”《新法兰西》（France Nouvelle），1948年1月17日。（原著注）

    一个小小的共同点把这些左翼知识分子集合到一起——反对反共产主义。他们不愿意把一个为抵抗运动牺牲了那么多人的党，一个在全民选举中获得那么多选票（至少在巴黎地区是如此）的党，视为民主的敌人，他们接受了法共为“反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变成了“恶魔”的同义词，它包含了资产阶级全部的罪恶，它针对那些背叛工人阶级，从而也背叛整个受苦受难的人类的人。

    不过，并不是所有反对反共产主义的人都是——或者说不全是——盲目追随者。具体地说，1948年铁托主义者的分裂在他们中间制造了混乱，并且，在那些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无条件追随者，和那些同情铁托的人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后者开始试图把自己的立场凝结在对一条新的左翼路线的永远寻找之中，这是一条既是社会主义，又不结盟的无法找到的路线。在革命民主联盟——由让保罗·萨特和大卫·鲁塞鲁塞（David Rousset, 1912—1997），法国记者、作家，其作品记录了他在西班牙战争、抵抗运动和纳粹集中营里的斗争生活。领导的一个小党——的尝试失败以后，在法共控制的和平运动内部那吵吵嚷嚷的争论以后，他们成为《观察家》周刊（1950）的创始人，为于贝尔·伯夫梅里的受到外交中立主义吸引的《世界报》做出贡献，在咖啡馆的后屋里聚会，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残余势力一起建立各种小团体。这些“文人”没有庞大的队伍，但并不是没有威望，正是在他们与法共之间展开了一场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