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出版的《大决裂》是一部直接综合论述形势和法国面临的问题的著作。意识形态的斗争使得当时两个阵营的文学作品都带有点狂热的情调，而本书作者的语气却与时代格格不入，显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颇为引人注意。阿隆指出，温和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性格懦弱，它不取决于性格，而是来自个人的经历、所受的文化熏陶和被克制的激情。《大决裂》是一部言辞的节制与行动的坚决相结合的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阿隆以一个能透视未来的人的姿态阐述了当前的和未来的冷战体系，即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这两个阵营的思想界限并不跟国家的疆界一致——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和平是不可能的，战争也不大可能”。协约国的两大战胜国的对立在战争期间还处于隐蔽状态，胜利以后则公开化了。与传统的两大帝国之间的冲突相反，现在是象征着不可调和的两种世界观、两种历史哲学思想、两种生活和政治体制的两大决斗者之间的全球性的对立。

    冷战的第一个赌注就是饱受战争创伤、重建困难和遭受通货膨胀蹂躏的欧洲。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以“避免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和红军的威力都没能避免的贫困所造成的危害……繁荣昌盛，或者，至少能过上得体的生活”。从这时起，欧洲就被彻底分成两个部分。在西边，美国领袖保护独立国家免遭苏联的新突破；在东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加速了那个坚如磐石的阵营的形成。一种“充满好战气息的和平”，是这两大阵营之间持久关系的特征：没有面对面的战争，因为双方都意识到战争的巨大代价；但这两个都想称霸世界的大国之间的冲突却始终存在着。

    冷战体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变得十分复杂。苏联的力量主要不在军事潜力上——尽管这种潜力是十分可怕的——而是在于它的宣传的威力和渗透力。

    阿隆不顾他的公开反波拿巴主义阿隆等人曾指责戴高乐是波拿巴主义者，即拿破仑主义者。的立场，选择了戴高乐将军。他没有戴高乐主义者的心弦，认为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不足以抵制颠覆力量的各种威胁。至于本文所最感兴趣的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可以在《大分裂》中看到九年之后问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的雏形。在这第一部论著中，作者已经使用了诸如“革命神话”等我们将在1957年出版的那篇著名的抨击左翼知识分子的檄文即后文将提到的《知识分子的鸦片》。里重新听到的语言。

    阿隆跟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关系密切，至少从他所受的高师教育和哲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他指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道德准则，让自己被早已受到历史否定的19世纪的一种理论所诱惑。跟这些人相反，阿隆毫不掩饰地承担起反抗的任务——这使他在很多同类人眼里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看家犬”，但是，这也赋予他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家的资格——既不向使人变得盲目的感情妥协，也不向扼杀批评精神的感情让步。

    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附加了一种选择：弃权是不允许的，必须勇于承担否决的责任。倘若有人反驳阿隆，他就会用那种既温和又坚定的语气，那种让我们能领悟到他的暗示的语气回答道：

    那些古老的宗教都是骗人的迷信。它们试图向人们解释历史的悲剧，它们把人类的不幸归结为一个唯一的原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存在唯一的原因，不存在单向的发展。不存在可以一下子就能开辟人类新纪元的革命。某些宗教没有竞争对手，它是那些制造了众多废墟、让人类流了很多血的古老宗教当中最后的一个。它是它们当中最可怕的，而且还可能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一个。但是，如果要求反对它的人具有一种可以与之匹敌的信仰，要求他们建立一个与之一样的用谎言堆砌起来的既坚固而又诱人的堡垒，那就是让他们走向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坚信，不能用灾难来改善人类的命运，不能用国家计划来促进平等，不能把所有的权力都拱手交给一个宗教和军事集团来保障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我们没有催眠曲。人类已经不再相信上帝，难道没有偶像就不能生存了吗？雷蒙·阿隆：《大分裂》，p.302。（原著注）

    通过对这种否定之否定，即否认用迷信反对迷信，用信仰反对信仰，用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反对集体主义的乌托邦，把矛头对准历史批评的阿隆思想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毫无幻想、毫不暗淡的道路。当然，他在《大决裂》中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比如，有关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命运问题，但是，他甘冒被他那些当年的小同学说成“卑鄙无耻”，或者被左翼报刊辱骂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仆从”的风险，通过对两大阵营的分析，既做出了被后来的年代证实的有效的判断，又向世人表明了知识分子的勇气。阿隆的一个读者，历史学家中享有盛名的吕西安·费夫尔曾反驳作者说，法国人应当同时向双方开战。阿隆恰恰是想驳斥这种让人快慰的立场：他探究了深远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的这场“意识形态大分裂”，不给人留有任何矜持的余地，这种矜持在教堂里是可以维护的，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行不通的。已经开始的这场战争是“冰冷的”，但这毕竟是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