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修斯》），继续旅行（到黎巴嫩做报告），继续得到荣誉（1947年6月，他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同年11月13日，他抵达了荣誉的巅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正在诺沙泰尔瑞士一城市。。这时，他的生命还剩下四年。

    纪德在逝世之前，与萨特结下了友谊；自萨特1938年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小说《墙》以来，纪德就对他颇为称赞：“这个新的让保罗是个什么人？”当时，他曾要求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在她的书店里举行一次晚宴，以便让她把自己介绍给萨特。1941年夏天，获释后的萨特想为自己的抵抗小组“社会主义与自由”寻找几位名人，于是，他就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陪同下，来看望住在格拉斯附近的卡布里斯的纪德。他们两人碰到的是纪德的悲观主义。纪德让他们去找住在艾尔角的马尔罗，并祝他们能在那里碰到好运。然而，艾尔角之行也徒劳无益：在马尔罗看来，采取行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纪德与萨特日后又有缘相逢。《小妇人笔记》中记载了他们两人，还有西蒙娜·德·波伏瓦，1949年2月一起共进午餐的情景：“他回来以后显得特别高兴：这是一次简单、友好、很有意义的接触。”这倒不意味着纪德欣赏萨特的一切。1948年，他对萨特的《对犹太问题的思索》一书只表示部分赞同：“反犹太主义并不是（或不完全是）仇恨的产物，也不是为了论证和维持这种仇恨而制造出来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反犹太主义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我觉得，萨特对这一点阐述得还不够清楚。”后来，他又说：“好极了，萨特！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不过，还是有个‘犹太问题’，让人不安，让人心烦，而且，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解决。”安德烈·纪德：《日记》（1939—1949），《回忆录》（Souvenir），伽利马尔出版社，1954年，pp.320—321。（原著注）1950年9月，他读（萨特的）《心灵之死》时，对泰奥夫人说道：“我觉得这本书写得糟糕透了，您一定要看看这本书。”

    1950年8月，马克·阿莱格雷开始在卡布里斯拍摄纪录片《与安德烈·纪德在一起》。皮埃尔·埃尔巴提议，在片子里加一段纪德与萨特的对话，萨特当时就住在附近的汝昂勒潘。尽管拍摄现场乱哄哄的，萨特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片段的拍摄：“萨特对所有人都露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给人留下最好的印象，”《小妇人笔记》里这样写道，“淳朴、直爽、殷勤、有求必应；天晓得这一切会不会让人心烦……”纪德害怕萨特建议的话题，希望“随便聊聊”。结果，用萨特本人的话说：“我从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过这么多的蠢话。”

    纪德于1951年2月19日死于脑溢血，萨特在3月份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安德烈·纪德活着》：“人们本以为他早已被封圣，并且身上涂了防腐香料：如今他真的死了，人们才发现他依然活着；那些人们很不情愿地为他制作的花圈依然在引发不安和怨恨，这表明，他昔日是多么不讨人喜欢，而且，还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让人讨厌。他曾使持正统思想的右派和左派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只要想像一下那几个老古董的喜悦——他们高呼：‘感谢上帝，既然我还活着，那就证明是他错了’——只要读一读《人道报》：‘刚刚死去的是一具僵尸’，就能知道，这位已经不大写作的80岁的老人，对当今文坛还有多么大的影响。”让保罗·萨特：《情境》（Situations）IV，伽利马尔出版社1964年版，p.85。（原著注）

    萨特反对记者们的讽刺，维护纪德的形象，记者把纪德描绘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萨特说，有人很勇敢，但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很勇敢：“不错，纪德谨小慎微，他斟酌自己的每一句话，犹豫再三才肯签名，即使他对某个思想或运动感兴趣，他也会想办法有

    条件地加入，以便让自己留在边缘，随时准备退出。但是，就是这同一个人，却敢于宣扬科里登信仰指纪德在《科里登》一书中敢于公开声明自己是同性恋者。，敢于进行《刚果之行》那样的指控指纪德敢于在《刚果之行》中揭露法国殖民主义在刚果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敢于在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时候，公开地站在苏联一边；而当他感到自己错了的时候——不论这种判断是对是错——他又敢于冒更大的风险，公开改变观点。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狡黠和勇气的混合，才使他成为典范：只有深知宽宏价值的人的大度才更加可贵，同样，只有审慎者的勇气才更加感人。”

    没有比这种纪念更可能会让纪德高兴的了。接班已经完成：自战争结束以来，让保罗·萨特就统治着舆论舞台。所有的人都见过他的照片，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就连那些最不受报刊影响的人也不例外，因为，报刊把他放在了聚光灯下。他首先是凭自己的外貌引人注意：他身材矮小——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信里称他为她的“亲爱的小矮人”——还患斜视散光，只好戴着一付圆形玳瑁眼镜矫正视力；头上戴着正规的帽子，直直的头发用一道笔直的缝分开，平贴在头上；经常穿着当时流行的双排扣西装上衣；总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要么嘴里就叼着他的海泡石烟斗，被占领时期，他把能弄到的烟头都塞进了这支烟斗里。萨特的这种乍看上去让人吃惊的丑陋，等他一开口就顿时消失了，他一开口，用那略带鼻音，但很悦耳的声音说出来的，极少是平庸的话。他才华出众，会使用各种乐器，弹奏各种乐曲。他是哲学家、小说家、随笔作家、歌词作者、剧作家。小的时候，他想成为维克多·雨果；长大了，他成为让保罗·萨特。虽然解放以后他变得大名鼎鼎，但是非常平易近人，非常亲切，无拘无束，全无一般文人的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装腔作势和自负。纪德在长达30年里统帅着法国文坛，他逝世的时候，萨特早已开始接班，不过，他接过来的，既不是同一个时代，也不是同一份名单。

    直到战争开始，这位未来的社会介入哲学家对作家的社会责任还无动于衷。当时，他是勒阿佛尔中学的哲学教师，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都在写作，用自己的作品让周围的人着迷，跟他的“海狸”一起旅行。后来，1975年，他是这样说明自己的这段生活的：“我生活中的唯一目的就是写作。”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当“大作家”的梦想从儿时起就萦绕在他的脑际：“战前，我只是把自己视为一个个体，丝毫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所生活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我就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创立了一套理论：我是个‘孤立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凭借自己的思想和独立性与社会对立的人，这样的人不欠社会任何东西，因此社会对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是自由的人……在整个战前阶段，我都没有政治见解，当然，我也从不投票。”让保罗·萨特：《情境》，pp.176—177。（原著注）

    不过，他还是跟自己的“小伙伴们”——尼赞和阿隆讨论问题，但他不赞成他们那种早熟。而且，他生活的座右铭也是非常自负的：“首先是写作，除写作之外，就是舒舒服服地生活。”这是对福楼拜的那句享乐主义名言的改写：“像有产者那样生活，像半神半人那样思想。”与福楼拜的座右铭不同的是，萨特从来没有“像有产者那样生活”；他最憎恶“资产阶级”，憎恶它的伦理，它的虚伪，它的社会统治地位。他用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个性与之抗衡。他后来说，他正是为了反抗资产阶级才写了《恶心》和《墙》这两部使他在战前出名的小说的，他对自己“所处的反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作家的境地感到非常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