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她在美国做循环演讲的时候，爱上了纳尔逊·阿尔格伦。这是自她遇到萨特以来第一次恋爱。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准备写《第二性》。这个想法不是来自她自己，而是来自科莱特·奥德里，战前她在鲁昂（萨特当时在勒阿佛尔）中学任职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友。萨特支持她的这个计划。这就是说，在这之前，她对此没有任何准备，既没有妇女受奴役的意识，也没有对同类的友情——她甚至经常对她们说一些很尖刻的话。事先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倾向，除了一种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一生都在驱使她创作多少能引起议论的作品，能表达她对真理的渴望，她那要反映“真实”的意愿，不想写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作品。她并不总是能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但这种愿望却始终在激励着她——在她母亲和萨特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她的这种意愿。

    于是，西蒙娜就开始干起来，开始弥补自己经验的不足，整天呆在国家图书馆里，做着有关妇女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方面的摘录。福楼拜在说到他的女友，那位解放的女性乔治·桑的时候，说她属于“第三性”。西蒙娜也是如此，区别是她没受过任何男性的统治，她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为了维持生活，她只想做自己职业的附庸。波伏瓦一定知道，别人的目光总是最尖锐的，知道自己享有身为女人，却无须忍受女人日常所受束缚的特权，知道自己可以比别人更好地分析妇女的命运，但却没有身临其境的那种亲切感和一个反抗女性所具有的那种反抗力量。

    《第二性》的发表引起了轰动，这着实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那个人人道貌岸然、白璧无瑕、假装正经的时代显得离我们太遥远了。波伏瓦毫无掩饰地写了女性的生理特点，她们的性生活，她们的内心世界。什么都谈到了：青春期、月经、失去童贞、怀孕、更年期。还有性启蒙、受虐色情狂、性冷淡、女子同性恋、人工流产、婚外恋……这样直言不讳的写法与当时的讲究礼仪，谈吐文雅，不说粗话的风气格格不入。弗洛伊德也只是被少数文化精英所知道。法国人只有在开粗俗下流的玩笑的时候才谈性，或者是用圣洁的语言谈性。就连医生，至少是大多数医生，都避免使用通俗语言或科学术语与女患者谈性的问题。性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问题，是让人暗中着迷的东西，是在通俗喜剧里和下流报刊上谈论的主题。

    更大胆的还不在这里，波伏瓦的分析把社会学和政治排除在外。她详细描述女性的生理特点——怎么能否认这一点呢？难道不是存在着一种对称的男性的生理特点吗？总之，她揭露了世世代代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中避而不提生理特点的现象。“女子特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文化产物——一种男子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产物。女性因其生育功能而被政治战线的男性排除在外。她的职务是留在家里。女性被迫操持家务，没有财政自主权，在那些千百年流传的神话的驱使下，只能扮演附属角色。人们彻头彻尾地人为地制造了“永恒的女性”形象；教育、游戏、梳妆打扮、各种禁止，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实现最终的目标：讨男人的喜欢，因而产生了女性的恋己癖。结婚和生育最终把她完全置于男性权力统治之下。在关于克洛岱尔的一章里，波伏瓦写道：“忠于孩子、丈夫、家庭，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教会，这就是她的命运，是资产阶级为她规定的命运；男人做出行动，女人献出自身；教会以神的名义使这种等级关系神圣化，但并没有改变这种关系，而是把它永恒化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伽利马尔出版社1976年再版，I，p.355。在列举“事实”之后，西蒙娜·德·波伏瓦通过对蒙泰朗、劳伦斯、克洛岱尔、布勒东和司汤达等人作品的分析，重新评价那些“神话”。（原著注） 波伏瓦的主张跟那些禁条相悖，甚至完全否认母性，认为那根本不是天性，而是男人决定的极不公正的分工所造成的情感后果。西蒙娜·德·波伏瓦用明确的语言指出，母性是一种个人选择，妇女有权拒绝。

    对这种异议需要做出具体建议。波伏瓦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对女孩和男孩“提出同样的要求，给予同样的荣誉，同样严格对待，颁发同样的文凭”，让他们“学习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游戏”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1987年再版，Ⅱ，p.570 。（原著注）……她还主张性平等，就像莱昂·布鲁姆在1907年所做的那样（婚姻法），让人享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自由恋爱的权利，把性与生育分开：超越自我，绝不屈从。女人应当“跟父亲一样担负起夫妻间的物质和伦理责任”，这关系到她的威望。应当让女孩可以有“自由的成年生活”的奢望。这部说教作品的基本公设和中心主题就是，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成为女人的。是男性社会制造了女人，制造了女性，以便更好地奴役她们，让她们从事家务劳动，承担母亲的功能。

    西蒙娜·德·波伏瓦就对此进行了抗拒：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甚至都没有需要做家务的家。咖啡馆代替了厨房和办公室。“穹”、“花神”、“双人这家咖啡馆的墙上有两尊中国清朝达官贵人的塑像，故取名“双人”咖啡馆。”，这些我们熟悉的“存在主义”的世界，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城市场景——在那里，在两杯酒之间的工夫里，诞生了很多思想和理论——而是一种摆脱了各种规范的限制，表明两性之间互相独立与平等的自由生活的象征。女性并不是一种天性，而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强加给她们的一种“境遇”，对这种境遇，妇女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取决于“集体的变化”。

    在波伏瓦这个阶段的生活中，与其说她是个女权主义者，不如说她是个共产主义者，鉴于女性是“文化的产物”，在她看来，消灭阶级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一个具体实现性别平等的社会”。她不能接受女权主义者把性别放在首要地位的做法，她拒绝她们那意识形

    态化的决定论。在她访美期间，她不大赏识妇女会议、组织以及她们的特殊要求。作为一部宣扬妇女解放的作品，《第二性》并不把刀光剑影射向男性。西蒙娜跟男性在一起感到非常愉快。当她撰写这部宣言的时候，她正沉醉在炽烈的越洋爱情中。1997年发表的她给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上百封书信，甚至让我们对她宣扬的信念表示怀疑：“我会很温顺，我会刷锅洗碗，打扫卫生，我会亲自去买鸡蛋和朗姆酒蛋糕，没有您的允许，我不会去碰您的头发、脸颊和肩膀。”《给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越洋爱情(1947—1964)》。（原著注）为此，性别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说“毕竟不一样”！今天，这种不为1949年的读者所知的矛盾与其说让我们气愤，不如说让我们感动。我们可以看到，爱情那令人炫目的阳光可以超越一切理论，使人们反对自己的信念。即使是男人，当他们坠入爱神的圈套时，不是也会抗拒进步道德的命令吗？不过，我们不应当夸大这种表面偏差的意义。让我们把这种书信语言看作亲昵的表示，除了被爱的人之外，跟谁都无关，而且，谁都不会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