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由于这部作品使她蓦然成名，但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却引起了公愤。“人们谴责我那么多东西：一切！首先是我的下流……仿佛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法从来就不存在。那些人借口抨击我的猥亵，说了多少猥亵的话啊！那古老的高卢精神汹涌澎湃地倾泻出来。我收到很多‘第一性的积极成员’给我寄来的署名或匿名的讽刺短诗，挖苦长信，讥讽、训斥、告诫。他们说我性生活得不到满足、性冷淡、淫荡、女性求偶狂、同性恋、做过一百次人工流产，总之，我什么坏事都干过，甚至是秘密母亲。他们毛遂自荐，要为我医治性冷淡，满足我这个女吸血鬼的贪婪，他们用龌龊下流的语言，但却是以被我亵渎了的真善美、健康乃至诗的名义，许诺要给我启示。”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之力》，p.205。（原著注）

    这本书被列为禁书，它不仅让天主教徒反感，也让法国共产党人愤怒：玛丽露易丝·巴隆在《法兰西文学》上宣称，《第二性》“可以让比扬库尔工厂的那些女工们感到开心”。两位所受的教育、文化影响、政治感情都截然不同的作家，莫里亚克和加缪，都十分憎恶这部作

    品，认为它很下流，或者伤害了“法国男性”的尊严。《妇女的性启蒙》一章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以后，莫里亚克在1949年5月30日的《费加罗报》上写道：“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下流的极限……德·波伏瓦夫人谈论的主题，不是被登在一家很大的哲学和文学杂志的目录上了吗？”1949年6月25日，《费加罗报》文学版对青年进行调查，莫里亚克亲自拟订了调查题目：“你是否认为文学领域系统地谈论本能力量和荒唐事物，以及受这种倾向怂恿的色情内容，对个人、民族和文学本身都是一种危险？是否认为某些人，某些理论应当对此负责？”让马力·多梅纳克6月25日回答道：“我认为，一些基督教徒以色情和下流为借口，攻击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她所代表的这种尝试，是非常错误的……嘲笑和谴责都是不合适的：唯有潜心研究和正视现实才是正确的态度，因为，应当由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和教会来承担这种忧虑和这种研究，而不是加以歪曲。”正是反动势力的猛烈抨击，而不是米歇尔·莱里斯或弗朗西斯·让松的赞誉，让人们看到了这部巨著的重要性。尽管这本书创作得过于匆忙，杂乱无章，常常缺乏条理，结构不合理，但观点不容置疑，至今仍有影响。西蒙娜表示，准备好“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捍卫这本书。《第二性》立即被译成外文，长期受到男女知识分子的崇拜，至少在新一代激进女权主义者于1968年参阅里拉尔（S.Lilar）：《第二性的误会》（Le Malentendu du duxième sexe），法国大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整个作品中始终把把妇女摆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地位：要么接受自己的女性特点，但要否认自己的人性，要么接受自己的人性，但要否认自己的女性特点，只有第二种态度才被视为唯一‘正确’的。这部作品最后的结论是性别认同，从而导致了一种威胁到我们的世界的大规模的划一思潮。”pp.19—20。（原著注）起来反对波伏瓦提出的不存在“妇女本性”的说法之前，它都是当代女权主义的开山作。

    1949年10月，在跟阿尔格伦一起到意大利和北非度假之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创作小说《达官贵人》，并在1954年获龚古尔奖。从此，她不再作为萨特的影子和孪生姐妹，而是堂而皇之地跻身上层知识分子之中：《第二性》给她带来一种强烈的独立光环。尽管她做出的特殊选择有很多局限性，但她仍然成为那些将为妇女利益战斗的女性的重要榜样。后来，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她接受了女权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她不再把妇女解放寄托在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两个斗争应当是平等的。在这以前，波伏瓦在《现代》杂志社里成为萨特的主要盟友，并将在萨特的政治转向中始终追随着他，为他出谋划策，而那些早期的合作者则都先后离开了他。她是萨特的守护女神，细心周到，充满母爱，是“家庭”的安排组织者，她拒绝了阿尔格伦，留在萨特身边（但同时她又成为克洛德·朗兹曼的情人），并跟他一起坚守他们的条约，直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