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七、反对铁托的叫喊声（1）
1947年以后的那几年，是国际舞台上斗争剧烈的年代，两大阵营都在全球的棋盘上向前挪动自己的兵卒，同时，又尽量地避免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正面冲突。这种后果让所有人的心里都感到恐惧。苏联集中所有盟国的力量，反对马歇尔计划和“美帝国主义”。在美国，麦卡锡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美国参议员，20世纪50年代初因骇人听闻而又未经证实地指控苏联在美国高级政府中进行颠覆活动而轰动一时，并掀起全国性的反攻“十字军运动”，后来受到参议院的正式谴责。参议员开始了他的“十字军运动”。在法国，社会党领导着一个第三种力量，一个处在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戴高乐主义与左翼阵营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即跟意大利一样，不断地发动长期的、激烈的罢工运动。
在这种严酷的斗争气氛里，法国共产党人可以依靠那些“同路人”。这些知识界的同盟军并不参加法共，但是，却捍卫着共产主义事业，尤其是用自己的名声为它担保。1947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本由克洛德·阿夫利纳、让·卡松、安德烈·尚松、乔治·弗里德曼、路易·马丁肖菲耶和韦科尔署名的书里，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都是当年的抵抗主义者，尽管有分歧，但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社会公正和人类尊严的基础上合理地重建各种机构”——同时，也对苏联持同样的保留态度《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刻》（L’Heure du choix），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47年出版。（原著注）。1948年，正是这同一些人，被南斯拉夫危机所震撼。
1948年8月，苏联人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召开了一次维护和平和发明创造成果自由流通世界大会。这次大会以后，诞生了和平运动，其目的是把决心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都团结在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周围——这是效法当年的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委员会捍卫苏联的新方式，这一次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众多西方进步的、自由主义的知名人士都响应这个号召，法国代表团主要成员有伊莱娜·约里奥居里伊莱娜·约里奥居里（Irène JoliotCurie, 1897—1956），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之女，与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一起，对原子结构、原子裂变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做出了重大贡献，于1935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奖。、韦科尔、让·布里耶神甫、安德烈·芒杜兹教授，他们身边还有毕加索、艾吕雅，莱热莱热（Fernand Léger, 1881—1955），法国画家。、塞泽尔塞泽尔（Aimé Césaire, 1913—），马提尼克出生的法国作家和政治家。……当法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听到苏联小说家、日达诺夫的宠儿法捷耶夫法捷耶夫（Ludvig Faddeev, 1901—1956），苏联小说家。在他的反对“西方堕落”的报告里对萨特的抨击谩骂，说萨特是“会打字的鬣狗，
会用笔写字的豺狼”时，都惊讶得瞠目结舌……毕加索等与会者都愤怒地扯下耳机；大家让《新民主》杂志记者多米尼克·德桑蒂说服伊莱娜·约里奥居里，不要马上就乘飞机返回巴黎德桑蒂（D.Desanti）：《斯大林主义者——一种政治经验（1944—1956）》（Les Staliniens.Une expérience politique 1944—1956），法亚尔出版社1975年出版。（原著注）。不久以后宣布的日丹诺夫因心脏病猝死的消息，让与会者非常意外。在此以前，萨特成了必须打倒的假进步主义的典范。这不是昨天的事，大家都明白。早在冷战开始以前，加罗迪和卡纳帕就已经把他当成目标。那时候，萨特对“加罗迪先生天真而又固执的科学主义”感到非常恼火。尼赞事件成为另一个不和的原因。亨利·勒菲弗也极力在尼赞的作品中寻找“背叛”的迹象。1947年5月，萨特让人刊登了一份请愿书，签名者要求为尼赞平反，这招致了《人道报》的猛烈攻击。
萨特和《现代》杂志也跟《精神》杂志一样捍卫“第三条路线”，不过，是建立在另外一种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第三条路线”：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冷战初期证实了他们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欧洲的选择的正确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萨特接受了《自由射手》杂志的乔治·阿尔特曼和当年集中营的关押者、《集中营的世界》的作者大卫·鲁塞的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党，革命民主联盟（革民联）。这个党汇集了众多怀着革命愿望的知识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左翼天主教徒、左翼社会主义者和一部分昔日的法国共产党人，1948年2月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在代表《现代》杂志的萨特身边，人们看到代表《精神》杂志的保罗·弗雷兹，而《战斗报》和《自由射手》则是日报的代表。革民联迅速发展，整个1948年都在不断地壮大。那些始终洞察入微的法国共产党人指责他们是一个“美国”党。不过，当萨特得知鲁塞接受美国工会劳联和产联的援助，以填补党的空空的钱柜时，革民联没能经受住萨特与鲁塞之间的不和。
这“第三条道路”也是坚决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次“原子弹”战争和自杀性的战争——的穆尼耶和《精神》杂志所要走的道路。跟阿隆相反，穆尼耶拒绝在两个阵营当中做出选择：“无论是美国，”他在1948年11月这样写道，“尽管那里的富翁极端自私，生产者野心勃勃，还是苏联，尽管那里的社会主义制度强硬，都无法跟纳粹那根本的反人道主义相“媲美”。我们面临着一个金钱帝国的病态民主和一个病态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圆帝国的美国是那么令人恐惧，我们不想冒犯进步人士的良好愿望，但我们实在不敢恭维它是“自由世界”。从这个时候起，知识分子的任务就变得非常明确了：预防战争，但既不站在这个阵营一边，也不站在那个阵营一边；建立一个让计划经济为人和民主、自由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欧洲。正如法国民意测验所证实的那样，这种首先是一种道德立场的“中立主义”得到舆论的支持维诺克：《法国人对美国影响的态度（1951—1967）》(Les attitudes des Franais à la présence américaine’ 1951—1967)，收在国防历史研究中心的《法国与北大西洋条约组织（1949—1996）》（La France et l’OTAN 1949—1996）中，布鲁塞尔综合出版社1996年出版，pp.323—330。1952年，对“法国应当站在哪个阵营一边？”的回答是：站在西方一边42%；站在东方一边4%；哪边都不站43%。到1955年，这后一种选择人数达到最高点：57%。（原著注），但是，缺少政治衔接机制，因为当时的战争逻辑——尽管那是一种冷战—— 迫使人们选择二元化。而且，法国共产党人将会从这种中立主义里得到好处——因为它只能在西方存在，因而也只会削弱西方世界，所以，他们竭力赞成这种普遍的和平愿望，一有机会就把这些左翼知识分子跟他们自己的“和平”组织结合起来。南斯拉夫的分裂使他们受阻。1949年末，那些还没从铁托被开除的伤害中恢复过来的同路人，在宣布实行不结盟路线的《精神》杂志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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