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8月17日）；“杜鲁门送给铁托一个炼钢厂”（8月19日）；“铁托和英美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阿尔巴尼亚”（8月20日）……人们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克罗地亚魔鬼犯下的新罪行：“战争期间，铁托与盖世太保有联系”（9月29日）……皮埃尔·库尔塔德把这个叛徒描绘成一副磨刀霍霍的样子：“铁托渴望统治别人，深受希特勒的‘优等’民族思想的毒害，妄想成为那个古老的‘大塞尔维亚’扩张政策的捍卫者，把美国国务院分给他的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都置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铁托跟托洛茨基分子、多里奥分子和墨索里尼们走到了一起……”皮埃尔·库尔塔德（P.Courtade）：《一个战争党的人》（Un homme du parti de la guerre），《人道报》，1949年6月20日。（原著注）《共产主义手册》10月一期的头条文章，是雅克·杜克洛的《铁托集团的挑衅和罪行》——文章以号召的口吻结束：“所有希望和平，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苏联，都知道，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永恒的忠诚与热爱是一个试金石，它可以让我们对那些把保卫和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作为自己行动准则和生活目标的人做出判断。”

    1949年9月12日，《人道报》披露了拉日克拉日克（Laszlo Rajk, 1909—1949），匈牙利政治家，1948年担任外交部长，后来被指控为铁托分子，被指控企图暗杀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被判处死刑。1956年昭雪。事件：这位匈牙利前部长承认，曾策划过对拉科西拉科西（Matyas Rakosi, 1892—1971），匈牙利政治家，曾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9年至1953年间坚决执行斯大林路线，1956年后逃亡苏联。、法尔卡斯和热罗等领导人的刺杀活动，妄图夺取政权，为铁托效力。19日，法国共产党日报特派记者皮埃尔·库尔塔德写道：“拉日克审判是帝国主义阵营遭受的一次沉重的失败。”对拉日克的审判和判处死刑鼓舞了《人道报》的编辑们，使他们对铁托的抨击更加变本加厉，用艾蒂安·法戎的话说，铁托“可以与托洛茨基匹敌”。1949年11月 2日，法共在普莱耶尔大厅召开关于拉日克审判问题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回答那些对被审判者应负的责任存有疑虑的人，主要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克洛德·布尔代。在那里，在雅克·杜克洛的主持下，朱利安·班达，那个当年以真理与正义的名义揭露“知识分子的背叛”的德雷福斯分子，站在匈牙利法律一边，为拉日克有罪作证。《人道报》对这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归顺行动非常欢迎：“朱利安·班达思维敏捷，言辞锐利，论述了一个他十分熟悉的主题：民主有权——有义务——在敌人面前进行自卫，否则自己就会成为敌人的牺牲品。匈牙利民主正是这么做的。他们做得好极了！”《拉日克案件的真相》（la vérité sur le procès Rajk），《人道报》，1949年11月3日。（原著注）至于杜克洛，真是名不虚传，他发展了无产阶级推动历史车轮这个有力的比喻，说这个车轮将“一直滚动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出席会议的知名人士当中，人们注意到进步基督教联盟成员、参议员珀蒂将军。《精神》杂志的编辑们没有出席：11月号的《精神》唱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调子。

    这一期是专门论述“人民民主国家的危机”的。在社论里，穆尼耶提醒说，在继续留在反帝阵营——这就需要维护与法共一起建立的和平力量联盟——的同时，他不能认可强制的作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1月一期里，刊登了弗朗索瓦·费日托的一篇关于拉日克事件的尖锐的文章。费日托是匈牙利人，1938年起在法国定居，曾短期加入过匈牙利共产党，他非常了解拉日克。战后，费日托是匈牙利社会党日报驻巴黎的记者，同时，还跟社会党的理论刊物合作。但他对拉日克的审判非常气愤。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拿给穆尼耶。后者没有向他隐瞒自己的尴尬——一种左翼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尴尬：如何避免为反共势力提供口实？穆尼耶决定发表这篇关于拉日克案件的文章：读者得知，拉日克被指控犯了莫须有的罪状，却没有抗议。他们回忆起阿图尔·凯斯特勒的小说《零与无限》，这部小说战后被译成法文，获得了很大成功，内容是说莫斯科审判的，描写那些被捕的共产党人怎样为了党的伟大而最终承认了加在自己头上的罪行。费日托没有像凯斯特勒那样写小说，而是出来作证。他确实可以反驳拉日克自供状中的很多内容，那些都是“明显的谎言”。事实上，拉日克和那些跟他一起受审的人所犯的真正罪行——对此，人们只字不提——是有过在匈牙利进行抵抗”的微弱愿望。这次审判明确地说明，斯大林已经不能容忍那些人民民主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试图进行任何独特的尝试。坚如磐石的团结是不容许有丝毫裂缝的。福朗索瓦·弗日托（F.Fert）：《拉日克事件是一个国际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Rajk est une affaire Dreyfus internationale），〈精神〉，1949年11月。还可参阅埃德加·莫兰的《自我批评》，p.123及以下几页；.维诺克的《1930—1950年间，〈精神〉杂志的政治历史》（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evue Esprit 1930—1950），琴伊出版社，1975年，pp.327—330。（原著注）

    不久以后，在类似的情况下，在索非亚进行了对科斯托夫的审判。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指控……不过，这一次，一粒沙子掉进机器里：科斯托夫翻供，推翻了预审时的交代。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个黑头发，戴眼镜的小个子继续对抗法庭，坚决否认自己曾向鲍里斯国王的警察告密，曾为情报局和铁托做间谍。”福朗索瓦·弗日托：《从拉日克事件到科斯托夫事件》（De l’affaire Rajk à l’affaire Kostov），《精神》，1950年1月。（原著注）

    1949年12月，穆尼耶的杂志再一次犯了罪。这一次，它在同一个题目下刊登了两个最著名的同路人的文章：《不应当欺骗人民》。第一篇，《革命与真理》，是让·卡苏写的，他刚从南斯拉夫归来；第二篇，《回答》，是韦科尔的。两篇文章都对情报局对铁托的指控提出质疑。1949年12月14日，库尔塔德在《人道报》上攻击卡苏；16日，在这同一家报纸上，卡萨诺瓦跟韦科尔进行了小型接触，对卡苏和《精神》杂志进行了攻击；12月17日，法共刊《新法兰西》用了整整一页版面驳斥卡苏，1950年1月21日，又再一次向卡苏发动攻击，还配上一幅精心构思的漫画；29日，《法兰西文学》发表了安德烈·维尔姆塞的小册子《回答让·卡苏》的大部分内容，这本书的主题是：“你蔑视人……”这同一个不遗余力地揭露铁托分子的维尔姆塞，不久前还为多米尼克·德桑蒂的《铁托及其同伙的面具和面孔》一书写了序，他在序言里谈到拉日克问题时这样写道：“不存在布达佩斯秘密。那些被抓住的叛徒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让人民进行公正的审判吧……”艾吕雅这样回答向他发出请求的布勒东：“我要关心那些呼喊自己无辜的无辜者，顾不上那些呼喊自己有罪的罪犯。”至于费日托，他从此被戴上“匈牙利叛徒”的帽子；卡纳帕在一篇主要针对凯斯特勒的诽谤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费日托需要钱……最后，法共把谴责的矛头指向《精神》杂志的领导人，指定由加罗迪直接给穆尼耶写一篇长达17页的谴责信，罗歇·加罗迪（R.Garaudy）：《给思想家埃马纽埃尔·穆尼耶的信》（Lettre à Emmanuel Mounier homme d’Esprit），新批评出版社1949年出版。（原著注）信中还指责他发表了维托里尼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 1908—1966），意大利出版家、翻译家和作家。和吕卡克斯吕卡克斯（Gyrgy Lukacs, 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纳吉政府教育和文化部长。的文章，即那些背离了“党的科学立场”的文章。罗歇·加罗迪写道：“一方面为铁托宣传，另一方面又要保卫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