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七、反对铁托的叫喊声（3）
1950年1月，穆尼耶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回答法共的指责，回答卡萨诺瓦，回答库尔塔德，回答加罗迪。在他看来，反对共产主义仍然是一种致命的罪行；他不想成为反对共产主义者：“不要指望我们这里会成为背叛共产主义的人士的汇合处。”尽管他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加罗迪仍然不依不饶：必须在真理和资本主义欺骗之间做出选择。1950年1月31日，和平战士运动（未来的和平运动）执行局委员让·卡苏被召到伊夫·法尔热的办公室，被召见的还有阿涅丝·安贝尔、韦科尔、克洛德·阿夫利纳、让马力·多梅纳克，这些人全都被指责支持了铁托。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聆听卡苏的解释。夏尔·狄戎亲自出面，指责让·卡苏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和平的敌人。多梅纳克出面调停，说他在前一次卡苏听证会上做的记录跟狄戎的结论根本不符。洛朗·卡萨诺瓦也在场，他对《精神》杂志的总编说：“您怎么能怀疑法国自由射手和游击队领导人的话？”于是，让马力·多梅纳克也跟卡苏一样，被和平运动开除。让马力·多梅纳克（J.M.Domenach）：《我们的狄戎事件》（Notre affaire Tillon），《精神》，1971年6月。（原著注）
1950年3月，穆尼耶因心脏病猝死。在夏特奈马拉布里，在《精神》杂志领导人的棺木旁，和平战士运动的一个代表团劝说多梅纳克放弃自己的“错误”。维诺克：《1930—1950年间＜精神＞杂志的政治历史》，p.334。（原著注） 1950年3月21日，《人道报》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文章最后说道：“前不久，（穆尼耶）甚至发表了让·卡苏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为铁托唱赞歌，用非常传统的方式污蔑苏联，从而走上了分裂和平力量的道路。我们希望，《精神》杂志今后能够摆脱这个错误路线，响应（原文如此）工人阶级不懈地发出的团结的号召。”
1950年9月，克洛德·阿夫利纳、让·卡苏、路易·马丁肖菲耶和韦科尔交给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自由的道路》，在书中维护一条……摆脱恐怖主义的原则。这四个同路人又谈到南斯拉夫问题。虽然他们始终“赞成阶级斗争”，但还是抨击了“清洗中的懦弱罪行，领导阶级的令人愤怒的腐败”，政府为解决殖民地冲突而选择的“流血道路”……法共对他们的谴责让他们感到不安：韦科尔在书中谈到，皮埃尔·戴让他给《法兰西文学》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下他在《精神》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可是，他的文章被拒绝发表。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提出了同路人和其他进步人士遇到的问题：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是否意味着不能表示任何异议？
退休海军军官、进步基督教人士路易·埃龙·德·维尔福斯属于那些没有——尚未——提出问题的人。他认为，一切对斯大林的攻击，都是来自“谎言制造公司”的恶意非难，多少带有美国色彩。他是怀着淳朴人的朴实的信仰来到金字塔街的和平战士运动办公室，主动要求为伊夫·法尔热做事的。1949年12月，他开始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在里尔，面对空空的座椅，在隆如莫，跟抵抗主义女战士露西·奥布拉克在一起，呼吁民众警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危险……维尔福斯自己承认，那个时候，他一心想融入“贫苦的人”中间。工运中心主义激励着他，尤其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和资产阶级：“天黑的时候，我们从巴黎回来，常常是站在班车里，跟雷诺汽车厂下班的工人挤在一起，摩肩接踵，我们觉得比坐在宽敞的官家汽车里去法尔内塞府邸16世纪意大利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赴宴还要幸福。”路易·埃龙·德·维尔福斯（L.de Villefosse）：《维亚斯玛蛋》（L’Oeuf de Wyasma），朱利亚尔（Julliard）出版社1962年出版，p.85，（原著注）维尔福斯成为一个“典型的”同路人：“我参加了十五六个法共的外围组织，我响应党控制的组织发出的所有号召，我在所有的请愿书上签名，心里还在想，我是否应当去挨门挨户地去征集签名，我从不拒绝任何救济委员会的请求，我出现在所有的主席台上，我的全部空闲时间都用来写作。”
阿拉贡建议维尔福斯参加由党领导、由皮埃尔·亚伯拉罕领导的《欧洲》杂志委员会。杂志原社长卡苏已经被和平战士运动开除，维尔姆斯在《新批评》上发表了那篇攻击他的文章之后，他辞去《欧洲》社长职务，同时还带走了同情自己的勒内·阿科斯、安德烈·尚松、乔治·弗里德曼、马丁肖菲耶和韦科尔。因此，《欧洲》杂志有很多空缺职务：维尔福斯毫无顾虑地接受了，还有阿斯捷和另外几个人。维尔福斯一如既往，热情满怀，向几个“知名人士”做工作，请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1950年3月19日，由约里奥居里主持的世界和平大会发出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号召。皮埃尔·埃尔韦特别请他去试探一下萨特和波伏瓦。结果失败了，但并不能成为失望的理由。
尽管——或者说正是由于碰了这些钉子，法共才在那些淳朴人的心里保存着魅力，它在信仰者面前代表着人类的前途。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特别是它获得了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对那个被推到，或者说被确认应当扮演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角色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战争留下的负担还很沉重：当年的抵抗主义者不想跟工人阶级的党决裂；赶上末班车的抵抗分子弥补了迟到的损失；那些观望主义者和那些因为过于年轻而没能参加抵抗运动的人都纷纷入党，或者成为党的同路人，为的是使自己在自己眼里有合法地位。他们终于投入了战斗。党采取的激进的冷战政策本身对那些渴望纯真的革命，到处寻找需要打倒的敌人，期盼紧张的准备之夜以使自己在友爱的气氛中狂热起来的年轻人来说很有魅力。党也为那些喜欢纪律和风尚的人提供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他们加入党是为了寻求约束，就像有人进修道院或者加入海外兵团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开或隐秘的理由。狂热、激动、同情心、喜欢表演，所有这些感情上的东西都战胜了理智。不过，很多人都从梦中惊醒过来，随着事态的发展，随着某些真相的暴露，他们逐渐睁开了眼睛。除了雷蒙·阿隆1955年在卡尔曼·勒维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之外，还可参阅福雷（F.Furet）的《一个幻想的历史》（Le Passé d’une illusion），罗伯尔·拉丰/卡尔曼勒维出版社1995年出版。（原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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