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4日，塞纳河轻罪法庭开始审理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克拉夫琴科状告《法兰西文学》杂志诽谤罪案件马洛里（G.Malaurie）与特雷（E.Terrée）合著：《克拉夫琴科事件》（L’Affaire Kravchenko），罗伯尔·拉丰出版社1982年出版。（原著注）。原告在1944年初随苏联采购团赴华盛顿期间要求在美国避难，此后写了一本书，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第二年被译成法文，书中披露了他在苏联的亲身经历。《法兰西文学》多次强烈抨击这本书及其作者：“克拉夫琴科是个木偶，系在他身上的粗绳子是美国制造的……”安德烈·维尔姆塞1948年4月15日这样写道，“是的，克拉夫琴科只是一种过时游戏中的一个棋子。当年，这些写了大量蹩脚文章的作者来自德国。如今，他们是从美国进口的。让希特勒或杜鲁门给他们灵感吧，不过，只要有克拉夫琴科之流的人存在，就会有自由的人出来反驳他们……”

    克拉夫琴科专程从美国来到挤得满满的法院第17厅，用俄语进行申诉。代表他起诉的是乔治·伊扎尔，助手是乔治·埃斯曼。若埃·诺尔曼为《法兰西文学》杂志辩护，还有莱奥·马塔拉索、米歇尔·布鲁基耶和安德烈·布鲁梅尔。克拉夫琴科一上来就声明：“我在自己的书里说的都是苏联发生的真实情况。我知道有人指责我进行了夸张……你们看看我的论据和资料，然后再做出判断，你们会判断出我们当中谁是正确的，谁是有罪的：是我和我的书，还是目前在指控我的那些人。”诉讼引言引自根据法庭速记记录整理的《克拉夫琴科诉讼》（Le Procès Kravchenko），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49年出版，共两卷。（原著注）  

    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双方通过证人、律师和翻译进行对质，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人，听众情绪专注，随时都会流露自己的感情。1949年1月24日，克洛德·莫尔冈用《法兰西文学》的历史回答了克拉夫琴科的指控：雅克·德库尔，抵抗运动，杂志固定合作者的名单，“分别属于民主阵营的各种不同观点”，杂志现任总编皮埃尔·戴的集中营关押者身份……而后，他又补充道：“作为一个文学周刊，《法兰西文学》捍卫文学的纯洁性。它同这种使法国读者丧失斗志的懦弱、绝望，和象征着人类堕落的文学进行斗争。它捍卫法兰西思想，同《读者文摘》、《知心话》等美国出版物的大量入侵进行斗争，大部分美国儿童刊物和几乎所有的电影杂志都在我们这里进行一种无耻的‘倾销’，破坏法国的杂志，并通过成千上万的发行量和庞大的广告进行宣传，这是一种远比希特勒的粗制滥造更加巧妙的宣传，同时，也在使用很多希特勒用过的主题。”

    安德烈·斯蒂尔努力在自己的小说里进行宣传，强调美帝国主义跟纳粹主义之间的相像，他重新使用“抵抗主义者”、“合作分子”、“占领”等十分恰当的字眼……他们影射、揭露希特勒德国跟杜鲁门的美国之间的一种延续关系：这两个强国不都是反对苏联吗？“抵抗主义者”应当像莫尔冈所说的那样，继续为“法兰西的独立而战斗”。

    安德烈·维尔姆塞的文章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却充满了讥讽，他把《我选择了自由》说成是“情节连续剧”，里面没有任何新东西，因为，反苏维埃的小说早在1917年就开始出现了：“我还记得《早晨》里谈到的一匹赛马。布尔什维克出于平等的狂热，在基辅拦住一匹有罪的赛马——我引用原文——‘因为它赢得了好几次比赛，人们就开枪把它打死’。”他一心想取悦听众，又补充说：“现在，人们最喜欢的反苏主题之一，就是自由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苏联公民都是邻居的囚徒，并且唱着这个调门：‘我揪住你的胡子，你揪住我的胡子’。”维尔姆塞用一个不大像格言的格言结束了他那被伊扎尔律师称为“蒙马特尔歌谣式”的结束语：“谁反对苏联，谁就是反对法国。”

    被告一方的头几个证人主要是想证明克拉夫琴科是爱国事业和反法西斯事业的叛徒，他并不是他署名的那本书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赢得了分数。为了写这本书，克拉夫琴科得到对苏联了如指掌的《美国信使》杂志社长尤金·莱昂斯的帮助，后者晚些时候承认，是他用英文撰写的《我选择了自由》，但完全忠于原作者列举的事实马洛里记录了他的证词，参见《克拉夫琴科事件》，p.40。（原著注）。克拉夫琴科当时想隐瞒这种合作，因为这会让人认为他的见证带有“捏造”的性质，于是，他受到那些企图证明他搞欺骗的诽谤者的严峻考验。大家看到一个相当可笑的场面，维尔姆塞非让克拉夫琴科讲述原告在书里引用的《玩偶之家》的结局不可，克拉夫琴科不明白他的话，伊扎尔指出，对易卜生这个剧本题目的翻译，俄语译法跟法语译法不一样。作者不知是忘记了这段由莱昂斯加进去的内容，还是拒绝这种在细节问题上的纠缠，他大发雷霆，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用母语大声喊叫。一个作家执笔写了这部作品，这丝毫不能影响他见证的真实性，但是，被告一方不想让自己的制度被打开任何缺口。

    听证会在继续：全国作家协会在任主席、《法兰西文学》杂志的合作者路易·马丁肖菲耶，说尽了克洛德·莫尔冈和安德烈·维尔姆塞的好话，说尽了原告的坏话：克拉夫琴科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并在1944年4月接受一家美国报纸的采访，“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且也背叛了所有的盟友”（尽管《基督教见证》的天主教记者皮埃尔·德布雷认为，用“流言飞语”是不能伤害苏联的）。皮埃尔·库尔塔德认为，这本书只有一小部分是克拉夫琴科写的，而大部分内容都是美国式的小说—— 充满了“人的印记”和“人的利害因素”。韦科尔则再一次提起克拉夫琴科1944年的行为：这种行为完全应当受到“叛徒保罗·沙克”保罗·沙克是美国豢养的苏联间谍，后被苏联处死。的那个反布尔什维克、反共济会和仇视犹太人联盟里的所有苏联间谍所受到的审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叛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枪决的”。让·巴比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指出，克拉夫琴科的书不是俄国人写的，那完全是由美国人炮制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学”，充满了“美国情趣”，他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明，：“这本书不仅是个恶作剧，不仅趣味低级，不仅是一本普通的反苏的书：它还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反苏战争做准备。”《解放报》社长、进步党议员埃马纽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日里说，如果在他，达斯蒂耶，任戴高乐将军临时政府内政部特派员期间，克拉夫琴科先生在阿尔及尔，并且在当地，在1944年4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话，那么他就会“因从事对敌人有利的宣传”而下令逮捕他。达斯蒂耶也认为这本书是在“号召对苏联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