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鲁塞的号召并非没有结果：1950年1月24日，集中营制度法国调查委员会成立，并很快在巴黎多努街设立办事处，发表新闻简报，还在1956 至1959年间出版季刊《土星》。后来，又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法方代表是当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关押者日尔曼娜·蒂利翁。克拉夫琴科诉讼案期间，站在《法兰西文学》一边的路易·马丁肖菲耶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委员会发表了好几本白皮书参阅科普费尔曼（Copfermann）：《大卫·鲁塞——世纪人生》（David Rousset.Une vie dans le siècle）普隆出版社1991年出版，p.129 及以后几页。马丁肖菲耶给鲁塞的信里写道：“我觉得，您关于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应当得到所有原集中营关押者的赞成。我认为，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先从苏联开始，这也是正确的。在那个诞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人的堕落最不符合共产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原则。”科普费尔曼引，p.117。（原著注）。从那时起，人们就在想，为什么1974年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会产生爆炸效应？就连“古拉格群岛”这个词本身也是大卫·鲁塞在1/4个世纪以前就使用过的。不过，1950年前后，知识分子那种不顾事实的表演欲望和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使得他们把人们披露的有关集中营情况的严重性尽量缩小，尽量相对化，甚至断然加以否认。

    《精神》杂志社的尴尬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很少谈论1949—1950年间的几次诉讼。维克多·塞尔日与埃马纽埃尔·穆尼耶之间的通信不仅表明了两个朋友之间的分歧，而且，还表明了穆尼耶那有意识的盲目性。塞尔日的遭遇使自己最有发言权，他指责穆尼耶“对当今的苏联的那种好心的理解”，穆尼耶的思想本来是与那种掩盖事实的做法水火不相容的：“我情不自禁地想，”他在1946年3月给穆尼耶的信里这样写道，“您是在向周围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妥协。”他们之间的误解很深：按照穆尼耶及其朋友的说法，是维克多·塞尔日自己受到了疏远苏联的影响，说不定还受到美国的毒害见埃马纽埃尔·穆尼耶的悼念文章：《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摘自《精神》杂志，1948年1月。（原著注）。

    克拉夫琴科诉讼期间，《精神》杂志接待了玛格利特·布贝尔诺伊曼，她的《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将在瑟伊出版社出版。报道诉讼情况的阿尔班·贝甘向她表示敬意，但他的文章很有保留，让读者觉得，除了她的证词之外，整个诉讼都是一场闹剧。克拉夫琴科本人也被描写成一副原苏联公务员的嘴脸，这场诉讼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不过，贝甘在为玛格利特·布贝尔诺伊曼的书作的后记里，还是肯定了她的证词。这好像让另外一些人觉得太过分了：负责文学评论的贝特朗·达斯托尔1949年9月在杂志上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抨击它把纳粹和苏联的司法诉讼等同起来；苏联的一些人甚至还被推卸了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只是“继承了沙皇的传统”。

    《现代》杂志在谈到苏联的“集体劳动营”（尽管大卫·鲁塞已经使用过“古拉格群岛”一词，但大家还不习惯这么说）的时候，不像《精神》那么畏首畏尾。1950年1月，杂志刊登了萨特和梅洛庞蒂署名的文章《我们生命的岁月》，作者不想在受害者中间做出选择：在希腊也有压迫，在法国殖民地也有屠杀。《现代》杂志拒绝追随大卫·鲁塞（众所周知，他们之间早就有芥蒂），因为，他忽视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压迫行径：“不论目前的苏维埃社会性质如何，苏联基本上是站在平衡力量的一边，站在反对我们熟悉的那些剥削形式的斗争一边。俄国共产主义使阶级斗争不再是一种神话，‘自由行动’不再是可能的或适当的。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不是应当宽容共产主义，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跟共产主义的敌人结盟。因此，最正确的政策就是，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苏联以外的地区，都要把目标对准剥削和压迫，一切针对苏联的政策和把批评局限在苏联身上的做法，都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宽容。”

    穆尼耶、萨特和梅洛庞蒂们的思想就这么钻进了一种革命的牛角尖。在对峙的两个集团中间，必须指出谁是敌人，那个出于本质维护着人剥削人的制度，正在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家：美帝国主义。苏联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把建设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牺牲者和屠夫的真正人道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功不可没的。基于历史上的原因，专制政体和战争留下的沉重负担，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这个制度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种种不足。但是，尽管如此，苏联仍然是那些被蹂躏、被压迫、一无所有的人的希望。无情地抨击苏联制度，就是进行反共产主义活动，就是给那些“法奸分子”最好的回报，就是支持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穆尼耶就这样说过：“反共产主义是致命的。”维诺克：《1930—1950年间〈精神〉杂志的政治历史》，p.296。（原著注）除了说共产主义——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是无产阶级的希望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更加适合当时情况的理由也要求大家正视现实：警惕新生的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出现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争取和平的斗争，反对剥削和殖民战争（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北非）。

    1947年底，在冷战即将开始的时候，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梅洛庞蒂：《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伽利马尔出版社1947年出版。（原著注）一书中，从理论上对未来知识分子面对阵营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进行了论证。他主张不要就“孤立的事件”对共产主义或苏联进行批评，也不要对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暴力干涉”保持沉默，不要对这个制度大加赞扬。莫里斯·梅洛庞蒂没有使用让·布吕阿在克拉夫琴科诉讼期间使用过的字眼，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运用革命的“破碎玻璃”理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和德雷福斯事件都丝毫没损害雅典的‘人文主义者’的声誉和法国的声誉。因此，也没有理由对苏联实行别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