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九、反对社会介入文学（1）
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右翼作家和记者不是在坐牢，就是因战争时期的丑行而受到谴责，其中一些人还被枪决，比如布拉西雅克和苏亚雷斯，然而，左翼知识分子仍然不能在战后的法国独领风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维希政府时期不可一世的莫拉斯右翼势力，如今艰难地生存了下来。皮埃尔·布唐，他身后最有才能的根蘖之一， 1946年，他年方三十，是高师毕业生和高级哲学教师，莫拉斯在战争爆发前夕把《法兰西行动报》的新闻杂志交给了他，如今，他显得有足够的能力去接正在坐牢的师父的班。战争期间，他在摩洛哥任教，投靠了吉
罗吉罗（Henri Giraud, 1882—1949），法国将军，1942年接替达尔兰任法属非洲指挥官。他与戴高乐将军一起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两个主席，后遭戴高乐将军的排挤。。解放以后，他是那支为数不多的、在各种刊物上致力于重燃“完整民主主义”之火的队伍中的一员，其中一些是地下刊物，直到1947年，那份当年的保皇日报才得以复刊，改名为《法兰西面面观》。同一年，布唐还与贝尔纳·潘戈合写了《萨特是不是一个魔鬼附身的人？》，对这个需要打倒的敌人来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
就这样，那些当年的法奸分子、合作主义者和其他贝当主义者，那些受到抵抗分子的放逐主义打击的人，那些上了全国作家协会黑名单的人，又都纷纷走出了沉默和地下状态。1947年1月，由保罗·马利亚万（作为记者，他的笔名米歇尔·达西耶知名度更高 ）主持的月刊《巴黎作品》出版，这个杂志接替了那些秘密刊物，解放运动的战败者们继续在上面大显身手，有时用本名，大多数情况下是用笔名，如原《时代》杂志社长雅克·沙特内雅克·沙特内（Jacques Chastenet de Castaing, 1893—1978），法国记者和历史学家，著有《第三共和国史》（1952—1963），1956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波尔多亨利·波尔多（Henri Bordeaux, 1870—1963），法国作家，传统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兰西学院院士。、克洛德·法雷尔克洛德·法雷尔（原名Frédéric Bargone Farrère, 笔名 Claude, 1876—1957），法国海军军官和作家，其小说《文明人》获1906年龚古尔奖；1935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原社会党部长保罗·富尔、埃马纽埃尔·博德·洛梅尼 、安德烈·泰里夫、贝特朗·德·茹弗内尔、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保罗·莫朗、于贝尔·拉加代尔等。杂志慢慢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而，又于1951年开始发行周刊《里瓦罗尔》，吕西安·勒巴泰以及另外一些人又开始重操旧业。冷战的开始造成的左派分裂使右翼力量联合起来，从而使右派中的被放逐者大大受益。
一个叫乔治·阿尔贝蒂尼的人的命运反映了这个新时代。此人是莱昂·布鲁姆的老战友，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员会委员，曾追随马塞尔·德亚信仰了合作主义，参加了受纳粹主义迷惑的全人联（全国人民联盟）。战后，他被判处五年劳改，后来被万森·奥里奥尔议长减刑。出狱后，他成为沃尔姆斯银行的政治顾问，并在1949年创办了一份《新闻公报》，不久后改名为《东方—西方》，是报道苏联和东方国家情况的最好的刊物之一。阿尔贝蒂尼又跟原来的社会党的同志恢复了联系，并与吉·莫莱莫莱（Guy Mollet, 1905—1975），法国政治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多次在政府中任部长，共和阵线获胜后，曾任政府总理（1956—1957），1958年为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做出贡献，但很快成为反对派。和罗伯尔·拉科斯特关系密切，从此，他成了一个不出头露面的人，他与鲍里斯·苏瓦里纳共同创建了社会历史学院，一个无与伦比的共产主义资料中心，众多的研究人员、记者和政治家都到这里寻找资料。就这样，冷战又为那些在被占领时期受到牵连的人提供了有利的机会。1951年的大赦又将使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离开了监狱。
在抵抗运动期间无声无息的法兰西学院，现在仍然是右翼知识分子的一个营垒，莫拉斯在狱中继续对这个营垒施加着影响。当莫拉斯当年的弟子皮埃尔·加克索特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 1895—1982），法国记者和历史学家，著有《路易十五时代》和《法国人的历史》，1953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951年出版了他的《法国人的历史》一书的时候，莫拉斯给克萨维耶·瓦拉写信说：“这是对公众的一个重大贡献，其作者应当受到奖赏。应当让我们的朋友波尔多、贝拉尔、伯努瓦伯努瓦（Pierre Benoit, 1886—1962），法国作家，1931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拉戈斯和马德兰马德兰（Louis Madelin, 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1927年入法兰西学院。把他推进法兰西学院。”莫拉斯逝世一年以后，他的这个遗愿实现了：1953年，皮埃尔·加克索特战胜抵抗主义者安德烈·尚松，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莱维米尔普瓦则接替了1952年逝世的莫拉斯——解放时，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位法兰西行动的领导人被剥夺了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称号，但他满意地看到，他腾出的位子也像阿贝尔·博纳尔，阿贝尔·埃尔芒和贝当腾出的位子一样，没人替补。就在那个接替莫拉斯的莱维米尔普瓦毫不犹豫地对这位法兰西行动的思想家大加颂扬之后，另一位右翼院士魏刚魏刚（Maxime Weygang, 1867—1965），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参谋长，1940年出任国防部长，写过军事历史著作和回忆录，1931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元帅又把加克索特迎进了法兰西学院。在孔蒂码头扎寨的右翼坚守在塞纳河左岸，离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和花神咖啡馆很近，当年，莫拉斯曾歌颂过这个咖啡馆，而今，它被萨特分子占领了。
对“抵抗主义者”最顽强的抵抗是由让·波朗领导的，他是《法兰西文学》的创办者，在杂志最辉煌的时期，他任社长。解放以后，他越来越无法忍受抵抗作家们针对他的那些误入歧途的同人的专横决定。他认为，作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他重申这一点，但是，他们只能向正式的司法权力机构承认错误。文学家不是法官：各人有各人的责任，各人有各人的位置。这种态度一下子就把他划到可疑分子的一边，尽管他在战争期间表现勇敢：“让·波朗先生背叛了他在纳粹占领期间所服务的《法兰西文学》，开始为法西斯思想服务。”索热（A.Sauger）：《爱国者》（Le Patriote），1945年2月，布朗丹（C.Blandin）在《〈新新法兰西杂志〉的起源》（Genèse de La Nouvelle Nouvelle Revue franaise）中引用，法国大学第三阶段第一年（DEA）结业论文，巴黎政治研究院，1996年。（原著注）波朗因为反对文学界的清洗而受到左翼的攻击，他开始对这些摆出一副拥护三色旗姿态的对手的爱国主义表示怀疑。那个被他们捧上天的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个和平主义者，还写了《超越战争》；至于兰波，阿拉贡想把他说成是一个抵抗德国入侵的公社社员，波朗饶有兴趣地提醒说，1927年，当人们为纪念这位夏尔维尔诗人而在当地修建的纪念碑揭幕时，阿拉贡、布勒东以及其他一些人，曾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宣言，指出了这位诗人的强烈的反爱国主义思想。不过，《法兰西文学》找到攻击这位执拗的杂志创始人的机会：“波朗……试图通过指责兰波而为梯也尔的凡尔赛人开脱罪责。”如果说在阿拉贡和波朗之间是刀光剑影，那还远远不够。1948年1月，让·波朗的名字，被《法兰西文学》周刊从编辑部名单上除掉，本来他的名字列在雅克·德库尔旁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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