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从安德烈·纪德到让保罗·萨特（3）
萨特在追忆往事的时候说，他认为，当他在1939年收到总动员通知书的时候，对他来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正是这一点使社会进入了我的头脑之中：我蓦然领悟了自己是一个社会的人。”这是向成熟时代的过渡：从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是要弄清楚，1939年这道分水岭是否就是如此的清晰：他的《奇怪的战争笔记》让保罗·萨特：《奇怪的战争笔记》（Carnets de drle la drle de guerre），伽利马尔出版社，1995年。（原著注）没能说明这一点。1940年的溃退和他那持续到1941年3月的囚禁生活，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他是在特里尔的战俘营里真正发现自己是个“社会的人”的，并且，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生存的意义。这段囚禁生活非但没有让他感到沉重难忍，反而让他认识了自我：那些证明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力，他的快活，他的创造性和他与其他战俘之间的团结一致的细节不胜枚举。1941年3月，他凭借一张假医疗证明获得了自由之后，立刻在巴黎组成了一个抵抗小组，亲自命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小组，他希望这个抵抗小组的成员既远离戴高乐主义者，又远离法共，直到法共在1941年底大批投入到抵抗运动中以后，依然如此。
这个包括让图桑·德桑蒂及其妻子多米妮克，还有莫里斯·梅洛庞蒂在内的小组始终没能超越第一个阶段，即召开地下会议，起草和印刷几张传单。可是，萨特却在几个月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小组的工作当中。他甚至还起草了一份极端自由主义的宪法草案，草案的现实性似乎不强科恩索拉尔（A.CohenSolal）：《萨特，1905—1980》（Sartre,1905—1980），伽利马尔出版社，1985年出版，pp.234—235。（原著注）。他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陪同下在未占领区所做的巡回演讲失败以后，这个小组因为不知道应当做什么，又不能融入更大规模的运动之中，最后只好解散。萨特的大多数同志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组织，德桑蒂即属此例。
于是，萨特就放弃了直接行动。他先在奈伊的巴斯德中学，后在孔多塞中学教哲学，同时，又投入到写作之中，稿纸写了一摞又一摞，期待着全国作家协会来跟自己接触。作家协会成立初期，让波朗就想找他，但是，雅克·德库尔的否决使他的想法落空。在法国共产党人的眼里，萨特是个可疑分子：他不是曾经是“叛徒”尼赞的朋友吗？他不是像很多维希主义者和后来的法奸一样，很奇怪地从集中营出来了吗？尽管如此，作家协会还是在1943年初跟萨特进行了接触，萨特又出现在埃迪特·托马的家里，出席作家协会的会议，出现在莫里亚克身边。
莫里亚克曾受到萨特一次最无情的打击。事情发生在1939年2月，这位晚辈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那位长者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文章：《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他谴责《黑夜尽头》的作者选择了上帝的观点：“他选择了无所不知和万能的上帝。可是，小说是由人写的，是写给人看的。从上帝的观点看，根本就没有小说，没有艺术，因为上帝的目光能刺破表象，又不在表象停留，而艺术是靠表象生活的。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自己承认，他始终没能从这次猛烈打击的伤害中恢复过来。这不仅仅是一次当众侮辱，而且，还否定了他整个的小说创作观念。他在创作《伪善的女人》的时候，还在考虑这个问题，他试图改变写作方法。他的小说的创作灵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枯竭了。这就是说，在埃迪特·托马的家里，他们两人谁都不会友好地看对方一眼，幸亏他们都是为了别的事来的。萨特开始跟处于地下状态的《法兰西文学》杂志合作，在这家杂志上猛烈地攻击了勒巴泰和《我无所不在》的班子。
有些抵抗分子，如韦科尔韦科尔（Vercors,原名Jean Bruller,1902—1991）法国画家、雕刻家和作家，1941年与他人一起创建地下的子夜出版社。，指责萨特不该在1943年6月让迪兰迪兰（Charles Dulin, 1885—1949），法国演员、导演和剧院经理。上演他的剧本《苍蝇》。这个剧本，萨特不是首先答应给他的朋友、戏剧学院女学生奥尔嘉写的吗科恩索拉尔：《萨特，1905—1980》，p.250。（原著注）？不过，合作主义的评论界——尤其是安德烈·卡斯特洛在《文集》上发表的评论——对作者毫不留情。后来，萨特撰文阐释了这个抵抗主义剧本的寓意。这个寓意居然是如此的隐晦，很多人都没看出来，甚至都逃过了审查。米歇尔·莱里斯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 1901—1990），法国人种学家和作家。在《法兰西文学》上称赞《苍蝇》，而且，从政治效果的角度看，这部作品影响更大。也是在1943年，萨特还发表了一部现象学本体论的论著：《存在与虚无》。这也是一篇觉悟与自由的颂歌。这本书当时没有引起注意，但在解放后使萨特成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与此同时，开始了萨特和加缪之间的友谊。加缪曾称赞过《恶心》，萨特曾为《局外人》欣喜若狂。他们发现彼此很相似，他们开始互相尊重。战争结束以后，萨特和加缪成了新一代的两盏灯塔。
总的来说，萨特不是他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抵抗英雄。他甚至还在合作报刊《戏剧》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跟让·波朗一样，确实如此。他的伴侣“海狸”——他总是这么称呼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是英文beaver英语，即海狸。一词的戏称）——良心上也从没感到过不安，她即西蒙娜·德·波伏瓦。因为跟一个女学生的私情被教育部解聘以后，在萨特的怂恿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维希电台的一个职务。不过，萨特还是可以炫耀自己很早就参加了抵抗运动，并且，从事秘密写作，正是这些作品为他打开了作家协会的大门。在解放后的法国，人们突然意识到萨特的重要性。
就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天，萨特因为《禁止旁听》的上演而名声大噪；该剧于1944年5月27日首次演出。总的来说，合作主义报刊因为剧本的“非道德主义”而对其猛烈抨击。不过，克洛德·雅梅在《萌芽》上写道：“让保罗·萨特无疑是继阿努伊阿努伊（Jean Anouilh, 1910—1987），法国剧作家和导演。之后，年轻的法国舞台上最轰动的人物。”科恩索拉尔：《萨特，1905—1980》， p.284。（原著注）抵抗主义者对该剧的称赞却很不一致。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 1889—1973），法国哲学家和戏剧家。和让·盖埃诺让·盖埃诺（Jean Guéhenno, 1890—1978），法国随笔作家，1962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主要表达了他们的不舒服或者谴责。这个剧本对他们来说太黑暗，太标新立异了。萨特跟因循守旧彻底决裂了。解放以后，《战斗报》的社论作者加缪请他的朋友萨特撰文，描述抵抗的那些日子，回忆被占领的岁月，从而把萨特抬上荣誉的巅峰。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作家协会的成员们在阿拉贡的带领下，开列了与敌人合作的作家名单，其严厉程度比富尼耶坦维尔富尼耶坦维尔（FounierTinville, 1746—1795），法国法官和政治家，大革命时期被任命为革命法庭的检察官，成为严厉和恐怖的象征。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介入”这一主题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萨特在《现代》杂志的头几期里，努力阐述了“社会介入”理论，这个杂志是伽利马尔出资办的，1945年10月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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