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九、反对社会介入文学（3）
在另一个领域，在文学竞争方面，《新法兰西杂志》的复刊也成为一种障碍。那个时候，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这位《圆桌》杂志的导航人，也希望占领“《新法兰西杂志》留下的空间”，《新新法兰西杂志》1952年12月刚一问世，他就发起进攻：“我们两个杂志之间将开始一场小战争。我这样说，因为我们应当直言相告，我们既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也不想吹牛皮。我们要寸土必争，即使我们被别人战胜，那也是在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之后。有人认为我们腹背受敌：一边是伽利马尔出版社的战车，另一边是雅克·洛朗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 1919—2000），法国作家，“轻骑兵”派的理论家，1986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朋友组成的年轻兵团。因此，我要出击。我要开创一个新的栏目，一种类似手册的东西，我要在上面表达我对时事、对人和各种事件的思索……”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接受《战斗报》采访，1952年12月17日，布朗丹引，《〈新新法兰西杂志〉的起源》，p.122。（原著注） 问题的焦点还是跟伽利马尔出版社争夺霸权的斗争，维尔姆塞在他的文章里也谈到这一点：“总有一天，他们将会印刷、出版，直接或通过中介公司发行所有获奖作品，以及所有颁发文学奖的人的作品……”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笔记》（BlocNotes），《圆桌》杂志（La Table Ronde），1953年2月1日。（原著注） 这场文学小战争演变成一场政治战争，莫里亚克非常想把这个新杂志说成是德里厄的《新法兰西杂志》的继续：“我还是很喜欢《新法兰西杂志》，”他写道，“我对这个被剃了头的可爱的老妪还心怀温存，她用了八年工夫才长出新发。”
波朗坚定地站在反对萨特的社会介入文学准则的立场上，《新新法兰西杂志》欢迎所有有才华的作家，不计较他们的政治态度；《现代》杂志在封二上刊登了这样的声明：“本杂志不接受因与敌人合作而被判死刑者的作品，也不接受民族败类的作品。”“迫使每个与杂志合作的人首先出示他们的司法档案，”波朗讥讽地写道，“这是多么绝妙的主意啊！还应当出示他们的学生成绩册，为什么不呢？”1953年4月8日给艾田伯的信，布朗丹引，《〈新新法兰西杂志〉的起源》，p.135。（原著注）波朗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民族败类”就不能写出一首优美的诗歌，一部优秀的小说呢。更何况，监狱恰恰是进行这种创作的理想场所。
对存在主义和萨特文学理论的抵抗还来自新的一代，即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提到的雅克·洛朗那一代人。雅克·洛朗本名叫雅克·洛朗塞利，他曾是法兰西行动学生会的成员，接着，在战前，又成为法兰西行动的成员，并在那里与拉乌尔·吉拉尔代、皮埃尔·布唐、弗朗索瓦·莱热和菲利普·阿里耶斯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 1914—1984），法国历史学家。等人结下了友谊，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继而在蒂埃里·莫尼耶和让·德·法布雷格主持的《战斗》杂志上发表文章。被占领期间，他在维希政府的新闻部工作，跟多家贝当主义杂志合作过，其中有《法兰西》杂志（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这使他成为解放的战败者阵营的成员，即使他曾在1944年参加了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这个抗德民众武装。虽然他本人没有受到清洗，但是，他所在的整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成员都被触及。他的心情很不舒畅：对他和他那一代人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说，解放后法国的新政权所代表的，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新的道德观念。跟那些向极右刊物供稿的人相反，雅克·洛朗退出了政治。为了维持生计，他就用笔名在波尔图兰和让·弗罗瓦萨尔出版社出版侦探小说，这些出版社欢迎战后的“文学孤儿”费尔泰斯（V.Feltesse）：《知识界和政界论战中的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 dans le débat intellectuel et politique），巴黎政治研究院大学第三阶段第一年结业论文，1992年。（原著注） 。1947年，他正是在弗罗瓦萨尔出版社用塞西尔·圣洛朗这个笔名出版了那部迅速畅销而又深受欢迎的小说《心爱的卡罗利娜》，这部小说在开始发行时曾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最后成为战后最有名的畅销书之一。雅克·洛朗背上这个成功作者的名声，然而，作为真正作家的他反而难以突破：194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宁静的身心》，却无人问津。同一年，他通过跟圆桌出版社的《圆桌》杂志——出版社和杂志均由罗兰·洛登巴克主办——的合作，又重新品尝到杂志专栏编辑的乐趣。在那里，他见到了蒂埃里·莫尼耶，马塞尔·茹昂多、亨利·德·蒙泰朗，还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一段时间里，还有让·波朗；代表年轻一代的有罗伯尔·康泰、让路易·屈尔蒂斯、罗歇·尼米耶……雅克·洛朗是杂志的固定合作者，他用讥讽的语气揭露当时的政治气氛。接着，1951年2月的一天，他发表了题为《保罗与让保罗·萨特》《保罗与让保罗·萨特》，保罗即后文中的保罗·布尔热。的文章，发出了有力的一击。这篇用一种除污去垢的幽默笔调撰写的反萨特主义文学宣言，使他成为后来被称为“轻骑兵团”的成员的领袖。
莫里亚克跟这些人的共谋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泰蕾丝·戴斯盖鲁》的作者始终没有忘记萨特1939年2月在《新法兰西杂志》上给他喝的那杯苦酒：《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洛朗又回到这个话题，不过，是把矛头指向了萨特，后者当年曾写道：“上帝不是艺术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不是。”想必这句话就足以使那个不再触摸旧伤口的莫里亚克，通过在《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把这位晚辈推上文学圣坛。洛朗是他那一代人里最优秀的作家，莫里亚克这样说了让·格勒尼耶（J.Grenier）1991年在塞热出版社出版的《笔记（1844—1971）》（Carnets 1944—1971）一书中，注意到莫里亚克跟年轻人之间的同谋关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心里还在想着，而且一心只想着萨特战前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攻击他的文章。他向雅克·洛朗订购了他的文章，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费加罗报》上发表。”p.113。（原著注）。
这篇由格拉塞出版社以小册子形式发表的文章，不仅仅是一个年轻作家送给自己教父的礼物；它还是反对社会介入文学及其公认的理论家的出色的、论据充分的一篇嬉笑怒骂的檄文。这位年轻作家的诡谲在于，把保罗·布尔热和让保罗·萨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家的名字放在了一起。布尔热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名声扫地的典范，循规蹈矩，思想正统；而萨特则是受到颂扬的反抗资产阶级的先知。洛朗的文章的基本内容是，这两位先生都深信，文学是实用的，文学应当附属于道德，附属于政治：“这两位作家联合起来，反对新兴的非理性文学，他们把文学当作业余兴趣的做法视为一种不能容忍的威胁，互相比着，看谁对这种威胁抨击得最起劲……”但这并不妨碍这位狡黠的评论家更喜欢那个过时的布尔热：“萨特缺乏布尔热对文学的那种真诚的热爱，那种真正的敏感性，那种使他笔下最矫揉造作的篇章都会让人怦然心动的生动，还有那种跟语言之间本能的默契。小说家萨特依然是一个板着面孔给学生讲课的态度生硬的老师。”
雅克·洛朗就这样向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教派领袖发起了挑战，从而成功地登上了文学殿堂，而那个塞西尔·圣洛朗，他的替身，则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这种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两种分工，使这位作家得以利用其大众喜爱的小说家声望在文学阵地扩大影响：1953年1月，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巴黎杂志》；1954年，他收买了《艺术》周刊，成为这个刊物的主办人。就这样，在波朗的伽利马尔出版社阵地之外，一批反对左翼知识分子和萨特霸权主义的人也进入了自己的阵地，其中，洛登巴克主持的《圆桌》杂志和雅克·洛朗的《巴黎杂志》和《艺术》周刊，决心与左翼知识分子和萨特霸权主义进行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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