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十、知识分子的立场（2）
在法共运动旁边，又出现了第二支吸引知识分子的队伍，即“中立主义者”的队伍，尽管这种提法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中立主义者身份不同，他们不对他人的主张表示异议，但是，形成一支很有影响的力量，在众多报纸上发表意见，其中有《世界报》，该报总编于贝尔·伯夫梅里，发表了新托马斯主义天主教哲学家埃蒂安·吉尔松埃蒂安·吉尔松（tienne Gilson, 1884—1978），法国哲学家，著有《托马斯主义》、《中世纪哲学》等，1946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主张欧洲中立的文章，引起了轰动；还有《精神》和《现代》等宣扬建设社会主义欧洲的杂志；最后，还有一家新周刊——《观察家》，这个周刊是由罗歇·斯特凡纳、克洛德·布尔代和吉尔·马蒂内在1950年共同创办的，他们得到莫里斯·拉瓦尔、埃克托尔·德·加拉尔和克洛德·埃斯蒂耶的协助。三位创办人都是记者，都是当年的抵抗主义者，其中布尔代最有名，他跟亨利·弗勒奈一起领导过战斗运动，这位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在一段时间里担任过电台（法国广播电视台）的台长，接着，在加缪离开以后，他成为《战斗报》的社论作者，后来因为与报社老板亨利·斯马加发生争执而辞职。罗歇·斯特凡纳是维希政府的囚犯，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是市政厅的“解放者”，他为杂志带来从母亲和拉扎尔银行行长安德烈·梅耶那里借来的五百万法郎。吉尔·马蒂内，这位当年的法共成员，当年的抵抗主义者，成为中立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些人在中立路线和反殖民主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我们在这里参考了泰塔尔（Ph.Tétart）的论文《〈法兰西观察家〉（1950—1964）——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潮》（FranceObservateur 1950—1964,Histoire d’un courant de pensée intellectuel），巴黎政治研究院，1995年，共4卷。
第一期《观察家》于1950年4月13日问世，是一种24页的小册子，上面既没有照片，也没有插图，极为朴实无华。第一期发行了15000册。 经过了起伏波折，友好的不和以及内部矛盾（斯特凡纳不喜欢布尔代，布尔代也不喜欢他），周刊慢慢成为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属于共和左翼联盟派，反对过于“大西洋主义”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对斯大林主义采取温和的批评态度，曾做过同情铁托分子的尝试，明显地敌视美国。这个刊物在大学界影响越来越大（87%的读者受过或正在受大学教育，47%是教师出处同上, 卷I, p.154。），杂志的文化栏目尤其受人欢迎，著名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后来经常在那里发表文章，他是1951年问世的《电影手册》的创办人之一。
《观察家》宣扬美国是战争主要威胁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法共报刊的卫星刊物。克洛德·布尔代是这样解释他们的观点的：“中立主义有利于俄国的政策，因为当时，苏联害怕世界大战，在这一点上，我们很愿意与他们合作。”克洛德·布尔代：《观察家》，1950年9月14日。（原著注） 布尔代的杂志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反对阿登纳总理，反对第三力量政府指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几届既反戴高乐主义，又反共产主义的政府。，从而有一种躲进一个社会主义的、中立的乌托邦欧洲的倾向，人们还丝毫看不到会有这样一个欧洲的迹象。杂志的批评功能，尤其是在批评殖民主义方面（当时正值印度支那战争时期）的作用，使它更有影响。正如“新左翼”过去所做的和将要做的尝试那样，《观察家》以其道义方面的美德吸引着读者：它抨击殖民地的严刑拷打和战争，它为国际和平而斗争，又不依附于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他歌颂共产主义积极的一面。此外，它使用一种没有蛊惑人心，也没有过分简单化的语言，因此，深受文化界人士的喜爱。有人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办的，知识分子读的刊物，这个特点虽然局限了周刊的影响，却使它集中了自己的力量。1954年4月，《观察家》在经过一场名称诉讼官司之后，改名为《法兰西观察家》，后来，从1964年11月起，在一个新班子的领导下，又改名为《新观察家》。
面对法共和“中立主义者”——正如布尔代所说的那样，法共和“中立主义者”这两种力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的强大阵营，一个第三集团，由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集团， 难以发挥影响，尽管《费加罗报》社论作者雷蒙·阿隆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在法国，他们的影响却很有限，因为，与共产主义对立的观点不仅不能被左翼知识分子接受，甚至也不能被大部分舆论界接受，不论是基督教舆论还是其他舆论。可是，也是在1950年，这个第三集团慢慢地形成了，尽管这个时候，阿隆正经历着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妻子先是看到小女儿洛朗丝——一个先天愚型患儿的诞生，继而又失去了第二个孩子爱玛妞埃尔，一个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年仅六岁的女儿：“直到好多年以后，我心理上才恢复了平衡，才恢复了希望和欢乐的能力。”让·阿隆个人档案，巴夫雷兹（N.Baverez）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3年出版，p.263。（原著注）
这种双重伤害使阿隆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之中。人在幸福的时候，对历史就不那么感兴趣了。阿隆具有超凡的分析能力，对马克思及所有政治哲学家的理论了如指掌，又善于用一种不是思想的思想的温和语言控制自己的感情，渐渐成为西方阵营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这使他当年那些大学界和知识界的左翼朋友颇为气愤，在他们看来，他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只看家犬。
1950年6月，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在柏林美国占领区召开了争取文化自由大会，柏林市长恩斯特·罗伊特担任组委会主席，秘书长是迈尔文·拉斯基，一个住在德国的美国公民，是两年前创建的杂志《月刊》的年轻总编。主办这次会议的国际委员会由来自不同国家的38个委员组成——除阿隆之外，法国代表还有莱昂·布鲁姆、安德烈·纪德、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雷米·鲁尔、乔治·杜亚美和阿尔贝·加缪。大会地址的选择也不是偶然的：从1948年6月到1949年5月，柏林受到持续的封锁，西方人下了极大的决心，加上美国人的空中运输桥梁，才使柏林得以生存。未来德国的地位还不明确；联邦德国成立以后，苏联就成立了它民主德国来对付它：柏林处在冷战的中心。
争取文化自由大会是对1948年在弗罗茨瓦夫召开的法共会议的反击。《月刊》发出了邀请。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是迈尔文·拉斯基、西德尼·胡克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美国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哲学家 。、阿蒂尔·凯斯特勒、詹姆斯·布尔汉姆和欧文·布朗。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德国人和美国人（占代表的40%），不过，法国也有十几位知名人士作为代表：乔治·阿尔特曼、亨利·布伦瑞克、利昂内尔·杜朗、亨利·弗勒奈、苏珊·拉宾、克洛德·莫里亚克、安德烈·菲利普、儒勒·罗曼、雷米·鲁尔和大卫·鲁塞。大会为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的主题动员了21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包括流亡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特别是代表波兰的约瑟夫·恰普斯基，他在自己那位于梅松拉菲特的家里与《文化》杂志进行合作。在讨论会上，大家歌颂了文化自由（特别谴责了苏联对肖斯塔科维奇肖斯塔科维奇（Dimitri dimitrievich Chostakovitch, 1906—1975），苏联著名作曲家。音乐的批评），大卫·鲁塞雄辩地继续了他的战斗，为中立主义进行辩护。这是雷蒙·阿隆发回的传达大会报告的主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