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一点都不把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比作光明天使对撒旦的斗争。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自由文化的不足”。他并不想维护“美国文明的全部特点”：“任何历史事业都不是洁白无瑕的”，他反复地这样说道。阿隆完全承担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责任，他认为，反对共产主义不是宣传战争，相反，是为了防止战争：“防止全面战争的唯一可能，就是赢得局部战争。”阿隆再一次明确地指出了冷战的目的，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同时——当人们不能只靠语言来抵抗帝国主义的时候——也是一场军事的战争，其目的就是威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武装自己。而且，阿隆也毫不犹豫地为重新武装德国进行辩护。

    阿隆的这种思想来自民主力量在希特勒面前崩溃的历史教训。他夸大了斯大林的攻击愿望，其实，斯大林主要是想确保苏联对其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这片辽阔土地的保护权。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可怕较量中，中立主义者犯的错误或许是出于天真，而对于那些秘密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人来说，则可能是出于口是心非。针对这些人，阿隆主张抵抗，并且，不停地进行宣传，直到生命结束。

    柏林大会于6月29日以一次群众集会结束，阿蒂尔·凯斯特勒是这次集会上的明星。《零与无限》的作者宣读了柏林大会的最后决议——《自由人士宣言》，共有14条，作为抵抗专制主义的基础。

    在这个宣言的基础上建立了好几个组织,制定一个总体战略成为可能。几个月以后，1950年11月底，又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这一次是在布鲁塞尔，会上，瑞士人弗朗索瓦·邦迪介绍了一个旨在向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出版计划。正是在这几次聚会以后，诞生了《证据》杂志，其目的是在法国抵制中立主义杂志的影响。这个月刊的第一期于1951年3月发行格雷米翁：《〈证据〉——巴黎的一个欧洲杂志》（“Preuves”, une revue européenne à Paris），茹利亚尔出版社1989年出版。（原著注）。

    反专制主义阵营至少已经有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喉舌：1949年创建的，由克洛德·莫里亚克主持的一个戴高乐主义倾向的杂志《精神自由》。杂志多少带有点秘密色彩，尽管有如下人士的署名：蒂埃里·莫尼耶、罗歇·尼米耶、斯塔尼斯拉·菲梅、莱昂·韦尔特、让·波朗、安德烈·马尔罗、勒内·塔韦尼耶、儒勒·莫内罗、罗歇·凯卢瓦、雷蒙·阿隆……1938年，与乔治·巴塔伊和米歇尔·莱里斯共同创建社会学院的凯卢瓦，在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主办《迪奥热纳》杂志。1950年，他发表了《阐述马克思主义》。《精神自由》与法兰西人民联盟关系过于密切，在戴高乐运动1953年解散之后，这个杂志也没能存活更久。而已经发展成一家真正的杂志的《证据》，在1951年至1969 年间，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的阵地。正是在这个由弗朗索瓦·邦迪和康斯坦丁·热朗斯基主持的、面向各国作家的杂志上，雷蒙·阿隆在1951至1966年间发表了50来篇关于冷战的文章。他更希望有一份可以跟蒸蒸日上的《观察家》竞争的周刊，可是，既然没有，他也只好满足于《证据》了。左翼报刊把《证据》视为一家亲美的杂志，这也没有说错，因为，后来人们得知，它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使它被列为保守的和反动的右翼刊物。

    《证据》和争取文化自由大会，使频繁出访的雷蒙·阿隆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墙里开花墙外香：阿隆在国外的威望跟他20世纪50年代初在法国政界和知识界的地位形成强烈反差。那时，人们对苏联的偏爱还很强烈，从而使这位《费加罗报》的记者在人们心里成了一个受雇于美国的精明的宣传家。阿隆正是在这种如果不说是孤立，至少是受蔑视的情况下，发表了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这本书不是再一次抨击专制主义，而是努力让知识分子认清自己的幻想。

    这部1952年开始撰写的著作，于1955年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阿隆，这位萨特的老同学，这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专家，这位熟知国际政治的学者，成功地创作了一生中最震撼人心的作品。他按照一个非常类似高师文科班学生作文的提纲（共分三个部分，每部分又再分三个小部分），论述了政治迷信，历史上的崇拜狂热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同时大量地引用了《精神》、《现代》、《观察家》以及其他进步刊物上的话，以加强自己的论证。阿隆捍卫改革，反对革命，用现实来打破浪漫主义的幻想，戳穿了知识分子接受的错误思想，向世人奉献了一部最尖锐的批判众多法国知识分子信仰的世俗宗教的作品，为了这种信仰，这些知识分子不惜让目的的最高道德观念去服从手段的犬儒主义：

    高尚的目的成为最可怕的手段的托词和借口。革命者本来是反对现实的道德主义者，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却是犬儒主义者。他们对警察的粗暴，非人道的生产节奏，资产阶级法庭的严厉和对那些罪行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的犯人的处决感到愤怒；只有彻底的‘人道化’才能满足他们对正义的渴求。然而，他们却决定参加一个无情的党，一个跟他对现行的混乱秩序态度一样无情的党，而且，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决定参加这个党的。就这样，革命迷信在道德的不妥协和恐怖主义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卡尔曼勒维出版社1955年出版，伽利马尔出版社1968年再版。p.222。（原著注）

    那些受到《知识分子的鸦片》指责的人对这本书的态度可想而知。对《知识分子的鸦片》攻击的语言最激烈的要数莫里斯·迪韦尔热，他在《世界报》上竭力想说明，阿隆这位当年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最大不幸，就是他“非常清醒，他不可能认不清自己目前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即担负着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任务，使资产阶级可以心安理得，并且，极力削弱资产阶级的敌人……他所竭力要说服的不是读者，而是他自己。”这种恶毒的谩骂招致了安德烈·弗罗萨尔的辛辣反驳，后者揭露了迪韦尔热的本来面貌，讥讽这个家伙想去揭别人的疮疤：“要么是我大错特错，要么就是迪韦尔热先生来自极右阵营；可是，他却自以为已经成为左派，实际上他还差得远呢。”巴夫雷斯，所指不明，p.284。（原著注）

    阿隆的这部受到左派攻击的作品，在法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按照弗朗索瓦·菲雷的说法，这部作品深深地触动了左翼阵营，尽管他们不说，至少在书刚出版的时候是这样。福雷（F.Furet）：《一种思想与一种生活的相遇》（La rencontre d’une idée et d’une vie），《评论》（Commentaire），第8卷，第28—29期，1985年2月，《雷蒙·阿隆（1905—1983）：历史与政治》（Raymond Aron 1905—1983：Histoire et politique）专期，p.53。（原著注）它还导致了阿隆和加缪之间热情洋溢的通信，尽管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还攻击了加缪一下：“您认为我们之间应当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争吵，”加缪写道，“这让我非常高兴。”加缪致阿隆的信，1955年9月5日，巴夫雷斯引，所指不明，p.289。（原著注） 不过，阿隆的书还是妨碍了他填补乔治·达维留下的巴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的空缺。他遭到左翼力量的反对——这些人主要是在地理系占优势（皮埃尔·乔治、让·德雷施等），还遭到受乔治·居尔维奇影响的涂尔干主义社会学家的反对，乔治·居尔维奇想把阿隆算作新文学家和政治学家。尽管阿隆得到他那一代大多数高师毕业生的支持，尤其是得到穆尼耶的朋友、《精神》杂志的合作者、宗教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序言》的欣赏者亨利·马鲁的支持，但他还是直到第三轮投票时，才以相对多数战胜了乔治·巴朗迪耶，当选为社会学教授。就这样，这位已经成为记者的大学教师，从此又重新在大学界获得了重要地位，在进法国公学法国公学（le Collège de France）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于1530年在巴黎创建的高等教育机构，共有50个教授的职位，是法国文科教育的最高学府。之前，先在巴黎大学任教：他的观点从此具有了学术上的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