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十一、同路人萨特（1）
《现代》杂志1950年曾通过莫里斯·梅洛庞蒂的文章表达自己的愤怒：它也揭露了希腊的集中营，西班牙的监狱和法国在殖民地令人难以容忍的进行残酷镇压的真相。一如《精神》杂志的态度一样，同反共势力斗争仍然是一种绝对必要：因此，不能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提供任何口实。在萨特看来，朝鲜战争明确地宣布了“理想主义的终结”：政治与战争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后来的两年，萨特和他的杂志与政治前线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然而，即使在1950年到1952年间，反对美国的言论还是此起彼伏。梅洛庞蒂则更多地保持着沉默，他重新修订了自己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所做的选择。萨特自1949年离开共和左翼联盟以后，也开始与政治拉开距离，他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陪同下，外出旅行，愉快地沐浴在意大利，尤其是罗马的阳光雨露下。作家意识又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虽然《自由之路》走进了死胡同，但他还是在罗马和威尼斯的咖啡馆里的大理石桌子上开始创作一部新小说——《阿尔伯玛尔王后》。尔后，他又重返戏剧舞台，而且非常成功：从1951年6月7日起，他的《魔鬼与上帝》就出现在安托万剧院的海报上，一直到1952年3月，演出始终没有中断过，就连导演路易·茹韦的逝世也没使该剧停演；皮埃尔·布拉塞尔皮埃尔·布拉塞尔（Pierre Brasseur, 原名Pierre Espinasse, 1905—1972），法国著名话剧和电影演员。、让·维拉尔让·维拉尔（Jean Vilar, 1912—1971），法国话剧导演和演员，1951年至1963年任国家人民剧院院长，自1947年起主办阿维尼翁戏剧节，把一批青年演员推上保留剧目的舞台。、玛利亚·卡萨雷斯和万达（即玛丽·奥利维耶）——萨特昔日的情妇——都对该剧的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外，天主教右翼对该剧的不可避免的批评始终使剧本作者产生轰动效应。《魔鬼与上帝》首场演出的时候，人们还不得不把一名观众赶出剧场：“我恨萨特，”那个骚乱分子说，“他毒害法国青年，他是个罪犯；应当枪毙他，就像对待一个有害的野兽那样。”A.科恩索拉尔，《萨特，1905—1980》，p.416。（原著注）
萨特还为他人写序言，其中一篇是为让·热奈让·热奈（Jean Genet, 1910—1986）法国作家。作为小说家，他把情欲和淫亵的题材变成诗人的宇宙观；作为戏剧家，他成为先锋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作品写的，居然长达700多页，后来以“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奈”为题，单独出版，成为一部发泄他对资产阶级仇恨的巨著。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为这本书的批评定了调子，说这是一堆“臭狗屎”。萨特的另外一篇序言写的比较理智，是称赞罗歇·斯特凡纳的《冒险家的肖像》一书的，这篇序言使萨特有机会把活动家（“冒险家”）和活动分子（必然是法共成员）进行比较。在指出他们之间的对立——在阶级立场、目的和事实上的对立——之后，萨特又辩证地把他们的优点结合起来：“我不相信这种‘要么是冒险家，要么是活动分子’的‘二难推理’哲学术语，即在三段论的或传统的逻辑中，具有两个假设形式的大前提和一个析取（“或……或”）小前提的若干推理形式中的任何一种。例如，如果提高价格，销售就会下降；如果降低质量，销售也会下降。而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价格或减低质量，因此，销售量必然要下降。这就叫“二难推理”。（两刀论法）。我非常清楚，每个行为都有两个方面：反面——即冒险家的一面，和正面——建设性的一面，即纪律。应当把反面、约束和自我批评都置于纪律之中。只有当我们能够从这个恶性循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时，我们才能取得胜利：人需要重塑，不过，只有人才能塑造人。”让保罗·萨特：《〈冒险家塑像〉序言》（Préface au“Partrait de l’Aventurier”），萨吉泰尔出版社1950年出版。（原著注）我们可以从这个论断中，看到一个个人计划的雏形。
萨特还没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调和这种矛盾的药方，一个出于自我需要而行动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冒险家，和一个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面前没有自我的共产主义战士之间的这种矛盾。不过，他决心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孕育的“孤独文化”——他正是在这种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决裂，法共仍然是这种决裂的唯一的试金石。可是，这个时候，法共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慢慢地减弱，它不能接受对苏联、对审判、对古拉格等问题的批评，从而渐渐失去了一部分已经开始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
埃德加·莫兰在《自我批评》一书中，描述了他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小组成员——玛格丽特·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法国作家。、迪奥尼·马斯科洛、罗伯尔·安泰尔姆——是如何遭到支部开除的。他本人住在万伏，在一段时间里逃脱了被开除的命运，尽管他备受批评，但仍然紧跟法共，因为他觉得，“离开党，就等于被遣散”。由于乔治·弗里德曼的帮助，他作为社会学家，当选为全国科学研究理事会委员，应邀为《观察家》写一份关于国际社会学周活动的简报。他本来已经感到自己有“邪教异端”之嫌，如今却送货上门，亲自点燃准备烧死他的柴堆。安妮·贝斯（未来的克里格尔）代表塞纳联合会要求万伏支部开除莫兰，而且，这位遭受指责的人还经常不参加支部会议。理由是这样的 ：“众所周知，《观察家》杂志社长克洛德·布尔
代是英国情报局在法国的公认的、正式的情报员。”于是，同志们投票，一致赞成开除莫兰。“我从此永远地失去了与大家的交流和友爱。”莫兰后来写道，“我被排除在一切之外，被所有人，被友情，被党所抛弃。我开始哭泣。”很少有人能以这么确切的字眼说出入党的感情动力，还有那不仅来自原来的同志，而且，也来自同路人对他的怀疑。这种痛苦是那些没有被钉上过耻辱柱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情况不同，后果也不一样：“一个人只有在遭受过彻底的愚弄之后，才会迅速地与愚弄者彻底决裂。但又常常陷入新的迷信之中，因为，人的精神最怕空虚。”埃德加·莫兰：《自我批评》，p.174，p.185。（原著注）
这种平民爱好，这种对行动中的友爱的渴求，这种到处都有战友的愿望在入党动机中所占的成分，与哲学教育和政治分析同样重要。在萨特与法共的关系中，感情与理智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1952年，他接受克洛德·鲁瓦和让·尚特龙的邀请，参加了要求释放亨利·马丁的运动，后者是法共海员，当年的抵抗主义者，因为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破坏军队士气于1950年被捕，并被判处五年徒刑。法共发起一个全面营救他的运动。萨特跟布尔代、科克托、多梅纳克、毕加索、阿拉贡、艾吕雅等人一起在请愿书上签名，参加集会……并在1952年1月受到——尽管毫无结果——共和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的接见。萨特还主编过一部为营救这位囚犯写的作品——《亨利·马丁事件》，此书于1953年在伽利马尔出版社出版。
此外，萨特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52年5月28日的反李奇微示威游行，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他是在罗马听到这个消息，得知发生了流血冲突的。杜克洛因为携带和平鸽而被捕，警察进行了血腥镇压，法共积极分子不顾禁止游行的命令，英勇反抗，结果两人丧生。后来，1961年10月，萨特写道：“最后的联系被割断了，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我摆脱不了这个观念，我永远也不会再改变这个观念……”让保罗·萨特：《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情境》第四卷。（原著注）他急忙赶回巴黎，法共在6月4日发动的总罢工彻底失败，于是，他就提笔写了一篇长文，《共产党与和平》，其中第一部分在1952年7月的《现代》杂志上发表。另外两部分后来分别在1952年10月—11月号和1954年4月号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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