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十一、同路人萨特（2）
这是一个真正的宣言，不过，完全是萨特风格，不太简洁：一道充满辉煌乐章、有针对性的攻击。愤怒的吼声、深深的同情、对历史的回顾和哲学家的严厉分析的汹涌澎湃的激流，最后，这是对法国经济的一些不够确切的评述。这是萨特一生中以抨击的激烈程度和具有预见性的见解而著称的作品，而不是以内在魅力见长的文章。这三部分，尤其是前两部分，受到读者极大的关注：“在1952年的年底，弄清那些‘思索’的年轻人对苏联怎么看，这对我们大家来说至关重要。”莫里亚克这样写道，“不管我们对萨特先生如何评价，他仍然是——这是事实——青年一代的导师之一，萨特本人的反应便是一种证明。”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萨特的第二封信》（La seconde éptre satrienne），《政治回忆录》（Mémoires politiques），格拉塞出版社1967年出版，p.431。（原著注）；让保罗·萨特：《梅洛庞蒂》，p.249。（原著注）
“用教会的话说，”后来萨特自己这样说道，“这是一种谈话。”让保罗·萨特：《共产党人与和平》（Les communistes et la paix）,《情境》,第四卷，p.81。（原著注）他用三段论的方式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无产阶级是象征剥削的末日与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唯一的历史动力；工人阶级是通过共产党，也只能通过共产党，才变成无产阶级的；因此，人们应当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视为一体，并且，把它的政策视为唯一可行的政策来执行：“如果你们同意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是互相支持的，那么，你们怎么能既相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又相信共产党的背叛呢？”出处同上，p.252。（原著注）从今以后，人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决，再也不能寻求“第三条道路”；谁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谁就应当站在共产党一边，站在苏联一边，“因为苏联希望和平，并且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萨特毫不犹豫地说：“三十年来，我徒劳地在俄国人那里寻觅，但我没有寻找到丝毫的侵略愿望……”萨特还说，5月28日的活动和6月4日的大罢工也许是法共失败了，不过，它们也是检验自己力量的机会，在这种检验中，无产阶级认识了自己：“既然工人饱尝了辛酸与厌倦，难道你们还认为自己应当对他们进行蛊惑宣传吗？我对你们说过：一旦他们对共产党失去信心，那么，他们就会对一切政治产生怀疑，对自己的阶级产生怀疑；整个世界都将变成资产阶级的天下。如果你们希望他们重振士气，那就应当相信，共产党是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人；如果工人阶级能够重新团结起来，那他们一定是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们的战斗力将表现为对共产党命令的服从。”让保罗·萨特：《共产党人与和平》，《情境》，第四卷，p.252。（原著注）
1954年4月——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从而使国际舞台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发表的第三部分，试图解释形成法国形势的深刻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萨特借用阿尔弗雷德·索维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1898—1990），法国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概念，即马尔萨斯主义经济观点进行解释。接下去，是一幅描绘资产阶级的图画，一幅由于惧怕无产阶级而死抱住那些互不关联的、分散的、不足道的生产方式的陈旧结构不放的资产阶级的画面——其实，孟戴斯弗朗斯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 1907—1982），法国政治家，1954—1955年任议长，签署了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条约，因反对1958年宪法而于1973年退出政坛，但支持密特朗。早就用另外的词句做过这种分析了（只是，他没有把落后的责任算到资方的头上）——并因此遭到布热德分子指布热德（Pierre Poujade）1954年创建的“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的成员。的强烈反对。萨特的矛盾在于，那个被视为唯一具有历史觉悟的法共，是保护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唯一具有历史觉悟的法共，本应当支持工业现代化。，而且，他还指责那些主张现代化的人是“新资本主义”——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把这个标签贴到孟戴斯弗朗斯的头上。
萨特在这部并不枯燥的作品中，也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圣经”语言，在一个有众多人物的戏里，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方”分派了各自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只有正面主人公——党，才能带领大家走出绝境。雷蒙·阿隆于1954年6月，在《巴黎杂志》上对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且，毫不宽容地得出如下结论：“萨特把改变社会信仰的任务交给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只能在基督教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他满嘴的痛骂，满腔的仇恨，宣扬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却蔑视那些活在世界上的人，而且，只靠依附一个神话般的无产阶级和一种无法实现的革命信仰来摆脱虚无主义。”雷蒙· 阿隆：《让保罗·萨特萨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JP.Sartre, Le prolétariat et les communistes），《论战集》（Polémiques），同前书，p.58。（原著注）
萨特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明确表达出来的亲法共的选择，损害了《现代》杂志的团结。杂志社长身边有一位审慎、能干的秘书让·科，还有值得信任的挚友西蒙娜·德·波伏瓦、让·普永、雅克洛朗·博斯特、“吉贝”·蓬塔里斯、弗朗西斯·让松，还有新来的克洛德·朗兹曼……不过，他成为法共同路人的这四年时间，也是他跟加缪、勒福尔勒福尔（Claude Lefort, 1924—），法国哲学家，写过论述东欧国家官僚主义问题和专制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著作。、勒内·艾田伯勒内·艾田伯（René tiemble, 1909—2002），法国作家，比较文学专家。和梅洛庞蒂决裂的四年。
他与加缪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危机发生在萨特投奔法共的红旗下以前，但共产主义问题仍然是他们分歧的一部分。再说，在那个为团结青年和庆祝战后和平而把他们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组织“解放法兰西”里，加缪和萨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呢？两人都是挥舞指挥棒的人，都经过了从写哲学论文到戏剧创作，从戏剧到小说，又从小说到新闻的历程……加缪把《战斗报》的大门向萨特敞开，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加缪的作品。他们常常被相同的人翻译，得到相同的人的倾听、奉承或仇恨。不过，在这个二重奏的表象下，掩盖着两个出身截然不同的人的个性之间的竞争。对加缪，人们不能使用让他对工人阶级动情的办法来让他接受法共，因为他来自工人阶级，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从法共内部了解了它。他心里没有丝毫的资产阶级的犯罪感，也不对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寄托任何幻想。他已经对革命的失控行为和非人道的手段具有免疫力。他对社会介入理论不感兴趣，而是更重视道义上的需要。在萨特和加缪之间，冲突在潜伏着，酝酿着；这种冲突之所以没有爆发出来，是因为两个人彼此敬重，友谊依旧，并且，还有很多共同的敌人。
1951年8月，一向怀着同情甚至热情介绍加缪作品的《现代》杂志，又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尼采与虚无主义》。那时，加缪刚刚完成了他的《反抗的人》，《观察家》在12月13日和20日发表了克洛德·布尔代的两篇基本上称赞该书的文章。当然，这同一家杂志也对皮埃尔·埃尔维在《新评论》上发表的否定这部作品的文章做出呼应。而在《现代》杂志社，大家都竭力回避谈论一部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加缪等待着。1952年2月22日，他还跟萨特一起，出席了在瓦格朗大厅举行的声援被佛朗哥政权判处死刑的西班牙工联主义者的集会。集会结束时，萨特举着酒杯对加缪说，在他的杂志上，对该书的评论不会是赞赏的。加缪还是等待着。最后，是弗朗西斯·让松担负起对该书“执行枪决”的任务。让松既是《现代》杂志的编辑，又是瑟伊出版社审阅委员会的成员。他的题为“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文章发表在《现代》杂志5月号上。让松在称赞加缪的写作技巧的同时，又突然对加缪所说的“思想的不坚定”提出质疑。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反抗。总之，加缪的灵魂是一个“才子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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