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十一、同路人萨特（3）
后者对这种不友好的方式深感惊讶，深受伤害，激愤不已，并且，进行了颇为愚蠢的反击，认为应当用“社长先生”的字样开始他给萨特的答复，并用讥讽的语气撰写全文，只字不提让松的名字，也开始使用起伤害性的语言，而不是以理服人。他针对萨特，猛烈地抨击“这些竭力想补偿自己的出身缺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会再谈这个问题的！），甚至不惜矛盾百出，不惜攻击自己阶级的知识分子”。萨特在《现代》杂志8月号上看到了加缪的回答，他感到被击中要害，就在加缪的信后面附上一份尖酸刻薄的“讣告”：“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会怀念这份友谊的……”这个原本克制自己的人开始反击了：萨特听任自己对这位昔日的朋友，今天的对手的敌意自由发泄：“请告诉我，加缪，究竟出于怎样的神秘的原因，使人们不能讨论您的作品，否则，就要失去在人世生存的理由呢？”萨特超越了个人分歧，指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他自己是投身历史之中；而他的对手则以怀疑的目光观望历史，只把一只怕冷的脚趾伸进水里，想试探一下水的温度：“如果实行您的原则，那么，由于越南是殖民地，因此越南人是奴隶。您谴责欧洲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公开表示反对苏联，但您也谴责欧洲各国政府，因为他们准备让教科文组织指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机构设在巴黎。接受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我看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又称科隆群岛，是太平洋上的火山岛，位于厄瓜多尔以西约900公里处；达尔文当年曾在岛上考察。。不过，我觉得正相反，帮助远方奴隶的唯一办法，就是站在身边的奴隶一边。”引自让保罗·萨特的《情境》第四卷， p.107。（原著注）
萨特与加缪相反，他也同很多人一样，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为什么古拉格群岛会否定苏联革命的合理性。他不赞成斯大林主义，但他指责加缪只批评一方，从而扼杀了社会主义的一切希望。其实，阿尔贝·加缪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不过，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瑞典式的社会民主或法国式的工党主义。
这两个人将永远不会和好。当加缪1960年在车祸中丧生以后，他当年的死对头又唱起了友谊的调子：“他逆历史而行，是本世纪伦理学家的代表，其作品可能是法国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他对人道主义的执著，既狭隘又纯洁，既朴实无华又情意绵绵，对我们时代那些重大或丑恶的事件展开了一场并不十分可靠的战斗。相反，他用自己那固执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表明了他反对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反对现实主义的拜金主义的态度，肯定了道义的存在。”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法兰西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1960年1月7日，后收在《情境》第四卷，p.127。（原著注）
萨特也断绝了与克洛德·勒福尔的来往。这位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学生，1943年至1947年间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在这段时间里，他离开了第四国际。他在《现代》杂志1948年12月号上，解释了“托洛茨基的矛盾”。勒福尔很难接受萨特那归附法共，及列宁主义关于党的主导地位的理论：他向萨特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萨特则用另外一种被梅洛庞蒂称为“极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仰反驳他：“党为工人阶级培养、储备社会干部，”他写道,“党为工人阶级的未来描绘蓝图,组织他们的行动，党是同他们的物品化现象进行斗争的经常性的联系纽带；党代表着一种前景，从这种前景出发，无产阶级本身可以重新融入社会，可以让那些曾把无产阶级变成一种物品的人即资本家。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党既是传统，又是组织。”让保罗·萨特：《答勒福尔》（Réponse à Lefort），《现代》，1953年4月。（原著注）
萨特与勒内·艾田伯之间的决裂倒不是由于理论上的分歧，所以，表现得更加激烈。勒内·艾田伯是语法学家、小说家和汉学家，自1946年以来，担任《现代》杂志的专栏作家，从1952年10月号起，开始疏远萨特。1953年3月，他在自己的朋友和师长让·波朗主办的《新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颂扬吕西安·勒巴泰的小说《两面旗帜》的文章；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合作分子、反犹太分子勒巴泰在1942年发表的《废墟》中，在那些‘极少数忠于纳粹的法国人’当中，提到过克洛德·鲁瓦，并且声明，跟这个扮演布尔什维克的家伙相比，自己更喜欢勒巴泰那样的 ‘真正的坏蛋，坦率的坏蛋，纳粹式的纳粹’。非常明显，勒内·艾田伯不能接受萨特对克洛德·鲁瓦的偏爱。萨特立刻毫不客气地指出，既然他“喜欢希特勒分子胜过共产党”，他就失去了萨特对他的敬重：“因此，我把您的文章视为改变地址的通知。我们会把您的邮件转到塞巴斯蒂安博坦街去。”科恩索拉尔：《萨特，1905—1980》，p.446。（原著注）也就是说，寄到波朗那里。勒内·艾田伯执意要做出解释：在7月24日的《艺术》周刊上，他说自己不是被萨特赶走的，而是他自己选择离开的。他是用下列词句结束这篇攻击性的文章的：“让保罗·萨特与我和加缪、勒福尔决裂，这就让人觉得，是他自己在孤立自己，从今以后，这位青春王子让人看到的只是他的多疑，他变成了一个远离大众的孤家寡人，一个遥远的孤家寡人。您称我‘亲爱的勒内·艾田伯’，祝愿我‘好’。‘亲爱的萨特’？如果我今天还这样称呼您，那我就是与您一样在说谎。所以，我还是伤心地说一句：祝愿您倒霉吧。”勒内·艾田伯：《关于错误行动的团结问题致让保罗·萨特的公开信》（Lettre ouverte à JeanPaul Sartre sur l’unité de mauvaise action），收集在《信札卫生》（Hygiène des lettres）第二卷中，卷名为“自由文学（1942—1953）”（Littérature dégagée 1942—1953），伽利马尔出版社1955年出版，pp.142—157。（原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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