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十一、同路人萨特（4）
最后的分裂，也是最严重的、最深刻的分裂，先是隐蔽的，既而是公开的，那就是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决裂。梅洛庞蒂是在办抵抗主义杂志《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时候认识萨特的，他负责《现代》杂志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这位哲学家担心会引发世界大战，于是就疏远了政治，并在1952年6—7月号上发表了告别文章。那时，梅洛庞蒂刚刚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们之间的分手本来可以是和和气气的，实际上也是和和气气的，直到有一天，梅洛庞蒂认为自己应当写一部政论作品，详细说明自己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部题为“辩证法的冒险经历”的作品于1953年出版。其中，第五章占了全书一大半，题目是“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内容是评论、分析《现代》杂志社长的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关于“哲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幻想的温馨”、“无可救药的固执”、“进步主义”的“和缓的暴力”，以及萨特那令人无法容忍的立场：“这个共产党队伍以外的反对派，始终都在证明自己是一个与党保持距离的党的忠实的追随者。他保留着批评的权利，却因为害怕用错而从不使用这个权利。”最后，他提出下面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萨特所理解的社会介入，是否把行动关系变成了瞻仰关系。”梅洛用“非共产主义”一词说明自己的立场，即一种“不可知论”：“不可知论首先表现为，用一种既不狂热，也不诋毁的态度审视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关于苏联的情况”，并提醒说，开始时，“《现代》杂志要求创办者不要加入任何政党，不要信仰任何宗教，因为，如果自己跟整体中的一部分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客观地重新审视整体。”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冒险经历》（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伽利马尔出版社1955年出版，pp.131—271。（原著注）萨特没有做出回答。西蒙娜·德·波伏瓦则竭力把梅洛庞蒂打入看家犬的行列。1954年，她的小说《达官贵人》获龚古尔奖，但她拒绝领奖，并以同样的态度拒绝接受一切采访，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人道报周日版》的雅克弗朗西斯·罗兰的采访，她在回答问题时表示：“我认为，左翼知识分子应当跟共产党合作。”比尔尼耶（M.A.Burnier）：《存在主义与政治》（Les Existentialistes et la Politique），伽利马尔出版社1966年出版， p.100。（原著注） 如今，她又在《现代》杂志上谴责梅洛庞蒂，说他在指控一个“假萨特”，是从《震旦报》上寻找论据，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场争论就此结束。当梅洛庞蒂在1961年逝世时，一向擅长写悼词的萨特写了一篇漂亮的纪念文章，悼念这位在第一届编辑委员会解散以后出任自己杂志总编和政治部主任的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总结的东西，只有一点，那就是这场持续很久的既没成熟，也没被毁坏，在即将获得新生或将被粉碎的时候突然消失的友谊，那是留在我心上的一个永远流血的伤口。”让保罗·萨特：《梅洛庞蒂》, 在上述引文中，p.287。（原著注）
1952到1956年间，萨特成为一个守纪律的同路人。他的杂志只在枝节问题上对法共做些批评（比如，1954年，卡纳帕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蹩脚文章，因而，被萨特的杂志称为“傻瓜”），或许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马塞尔·佩瑞揭露斯兰斯基斯兰斯基（Rudolf Slansky, 1901—1952），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犹太血统，战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任副总书记，1951年被解除总书记职务，11月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下，他承认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和为西方从事间谍活动，1952年被判处死刑。斯兰斯基一案带有强烈的排犹性。1963年为他平反。案件中的隐蔽的反犹太主义的文章。正如《现代》杂志在1955年的一期左翼问题专号上所表明的那样，《现代》竭力宣扬建立一个“新人民阵线”的主张。 萨特本人则频频出席各种集会、大会，频频象征性地出访、做报告、写文章，法共的报刊也对他的文章做出呼应。比如，1952年12月由约里奥居里主持开幕式的维也纳大会——和平人民大会。《人道报》借此机会，介绍了萨特在会上出尽风头的情景，他受到热烈欢迎，被摄影记者和“电影艺术家”争相拍摄；《人道报》还大量刊登他的发言节选，排在阿拉贡、皮埃尔·科特等人发言的前面。《从印度代表到让保罗·萨特》（Du délégué indien à JeanPaul Sartre）,《人道报》，1952年12月13日。（原著注）萨特返回法国以后，立刻与吉尔贝·德·尚布伦、伊夫·法尔热（后者刚刚获得斯大林和平奖）、洛朗·卡萨诺瓦、皮埃尔·科特、米歇尔·莱里斯、埃马纽埃尔·达斯蒂耶、西蒙娜·西尼奥雷尔西蒙娜·西尼奥雷尔(Simone Signoret,1921—1985),原名Simone Kaminker,法国著名电影演员。、伊夫·蒙唐伊夫·蒙唐（Yves Montand, 1921—1991），法国著名电影演员。等人一起，参加了在冬季自行车赛场举行的群众集会，并在集会上汇报了和平大会的情况。“我们在维也纳看到的，”萨特说道，“不仅仅是一次大会，而是和平。我们看到了和平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人道报》，1952年12月22日。（原著注）1954年，萨特从苏联访问归来，在那里，他被带到四处旅游，受到颂扬，受到款待，他在埃马纽埃尔·达斯蒂耶的那份隐秘的共产党日报《解放报》上，连续发表了六篇谈话，成为惊人的反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因为，萨特那同路人的强烈愿望实在太明显了。第二篇谈话的题目概括了这位顺从的旅行者的大胆：“在苏联，人们完全有批评的自由。我们的接触是非常广泛的、开放的和自由的。”让保罗·萨特：《与让·博代尔的谈话》（Entretien avec Jean Bedel），《解放报》（Libération），1954年7月14—20日。（原著注）在发表了很多印证了后来被梅洛庞蒂称之为“瞻仰关系”的见解之后，他又毫无畏惧地做出了如下的大胆预言：“到1960年左右，1965年之前，如果说法国经济可能仍然裹足不前的话，那么，苏联的生活水平则将会比我们高出30—40%。显然，对苏联以及所有人来说，彼此友好是唯一合理的关系。”1956年2月，也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的那个月份，萨特（他大概还不知道这个报告，但直到苏联对匈牙利进行干涉之前他都不会改变观点）对法共评论家皮埃尔·埃尔维的《革命与偶像》一书做了详尽的评述，认为这本书里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改良主义。让保罗·萨特：《改良主义与偶像》（Le réformisime et les fétiches），《现代》，1956年2月。（原著注）梅洛庞蒂称自己是非共产主义者，萨特则表明自己是个非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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