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挣了一笔稿费，本来预计是5 000法郎，多亏他的朋友皮亚在有点吝啬的伽利马尔那里一再坚持，最后拿到10 000法郎。大约相当于三个月的工资。对于处在当时情况下的加缪来说，这还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要：他的结核病没有痊愈，现在又再一次发作，需要做人工气胸，接着，还要经常往肺里注气。按照医生的意见，他应当来法国过冬，如果可能，最好到高海拔处。1942年7月，弗朗西娜利用假期，陪同加缪来到维维埃地区一个朋友开的家庭式膳宿公寓。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弗朗西娜在开学以后返回阿尔及利亚。

    1943年，他开始写《鼠疫》，同时，在“战斗”组织成员皮亚的帮助下，他跟抵抗运动取得了联系。一次去里昂游玩时，他遇到了弗朗西斯·蓬热、路易·阿拉贡和埃尔莎·特里奥莱 。秋天，因为伽利马尔招聘他做审稿人，他到了巴黎。他跟“战斗”组织的联系更加密切了。这个组织有两个报纸，《自由报》和《真理报》，1941年，这两家报纸合并成《战斗报》，编委会由亨利·弗勒内、乔治·比多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1899—1983），法国政治家，曾任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主席，战后组建人民共和运动，1946年任临时政府总统，第四共和国期间，多次出任外交部长。1954年以后，强烈反对戴高乐总统的阿尔及利亚政策，1963年流亡国外，1968年回国。、弗朗索瓦·德·芒东，皮埃尔亨利·泰特让和雷米·鲁尔组成，弗勒内去伦敦以后，由克洛德·布尔代负责新闻简报……主编帕斯卡·皮亚后来出任其他工作——全国作协——就把主编的工作让给了加缪，雅克利娜·贝尔纳做他的助手。《战斗报》是地下刊物中最重要的报纸之一；由于工程师安德烈·鲍里耶的经营，1943年11月，报纸的发行量达到30万份。加缪还请让保罗·萨特和迪奥尼·马斯科洛给报纸写稿。报纸的座右铭是：“不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获胜者都是那些永不投降的人。”

    加缪在思想上参与抵抗运动的活动还不止于此。《局外人》的作者还撰写了《给一个德国朋友的信》，第一封信于1943年在《自由杂志》上发表，第二封在《解放手册》上发表，这是一个由卡松、马丁·肖菲耶、阿拉贡、阿夫利纳、艾吕雅、波朗、亚伯拉罕、诺埃尔和塞热在1944年初共同创办的解放—南方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刊物。加缪写道：“战争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人民选择的是内战，是坚韧的和集体的斗争，是没有游移的牺牲。是他们自己发动的战争，不是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为维护自己给予自己的评价而斗争。不过，这种愿望使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这方面，这个人民要比你们的人民更加令人钦佩。在战斗中倒下的是这个人民最优秀的儿女：这就是我心里最大的忧虑。”阿尔贝·加缪：《随笔》（Essais），伽利马尔出版社，《七星文库》，1965年出版，p.232。（原著注）

    与此同时，加缪请马塞尔·埃朗阅读他的剧本《误会》；该剧于1944年6月25日彩排，就在萨特的《禁止旁听》彩排以后不久。埃朗把女主角给了一个出身于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家庭的玛利亚·卡萨雷斯。加缪和玛利亚两人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后来，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又在加缪租的瓦诺街1号乙一套一居室里相会，那是纪德套房的延伸部分，是他女儿卡特琳的单间公寓，由“小妇人”照管。

    《误会》的演出效果不好。安德烈·卡斯特洛在《文集报》上撰文说，这简直是“开玩笑”。他在巴黎上演的第一部戏是一次失败。那以后不久，他遭到搜捕，他把一期《战斗报》的版面设计塞到跟他在一起的玛利亚·卡萨雷斯手里，很惊险地逃过了搜查。他觉得自己应当搬家。伽利马尔一家请他住到他们在维尔德洛的乡间别墅。

    终于盼到了巴黎解放。在当年的《不妥协报》的旧址雷奥穆尔街100号，被占领期间由合作报刊占据，如今，《战斗报》、《捍卫法兰西报》和《游击队报》三家抵抗运动报纸的编辑部进驻。在秘密出版了58期之后，《战斗报》在1944年8月21日公开出版了第一期，头版的大标题是：“从抵抗到革命”。在子弹依然在首都呼啸的24日发表的社论里，加缪写道：“这个刚刚降生的可怕婴儿，就是革命……今晚还在战斗的巴黎，明天就要发号施令。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祖国的统治地位，而是为了她的伟大。”阿尔贝·加缪：《时事》（Actuelles），I，伽利马尔出版社，《七星文库》，1965年， p.256。（原著注）

    当时，巴黎允许有十三家日报，由于纸张匮乏，发行份额限量。除了法共的报纸（《人道报》、《民族阵线》、《今天晚报》），社会党报纸（《人民报》），人民共和运动报纸（《黎明报》）和《费加罗报》——该报于1942年11月11日，即在非占领区禁止新闻出版的那个不幸的日子前几天停刊——之外，其他报纸都是在抵抗运动中诞生的：《捍卫法兰西报》（自11月起改名为《法兰西晚报》）、《自由人报》、《游击队报》、《解放报》和《战斗报》，每种报纸发行量都是18万份，《人道报》的发行量为30万份。

    《战斗报》的战斗是值得称道的。它很快就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皮亚（社长）和加缪（总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把《战斗报》办成一家独立的报纸，既没有偏见，也没被他人收买，既不是“民间的”，也不是官方的。加缪在这一时期对该报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坚持把《战斗报》办成一份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高格调的报纸——“一个国家的价值常常与其新闻的价值等同”。自1944年8月31日起，他开始写“新闻评论”阿尔贝·加缪：《时事》，pp.263—265。（原著注），重申抵抗战士们所做的分析：“经验告诉我们，战前的报纸已经丧失了原则和道德。对金钱的欲望和对崇高事业的无动于衷，使法国报纸——除少数例外——的唯一目的，就是加强某些人的权势，得到的唯一效果，就是使国民道德沦丧。”其后果，就是1940年至1944年的奴化新闻。

    因此，必须“把报纸从金钱的毒害中解放出来”，给予它“一种格调，一种真实性”，一种语言，使之能够尊重公众。可是，“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扬弃那些已经占了上风的老习惯，改变“宣战前后我们报纸的那种使用过分浮夸的华丽辞藻或者煽动纯情少女感情的基调”。加缪呼唤记者的责任感，记者肩负着“让国家重新发出响亮的声音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让这种声音充满了力量，而不是充满了仇恨，充满了高傲的客观性，而不是玩弄辩术（那时，人们还不说‘三寸不烂之舌’），充满了人性，而不是中庸，那么，很多事情就都可以得到拯救，我们也不会犯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