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时候，加缪跟很多人一样，希望能实现报纸的大标题：“从抵抗到革命”。不能再倒退到第三共和国，必须粉碎“金钱”的统治。那么，是不是回到民主？或者说，向着民主前进呢？维希政府之前的政权就是这种民主的漫画式的蓝图。反抗在被占领期间诞生、发展，并且发出怒吼，这反抗，就是拒绝污浊的秩序，这反抗来自“内心深处”：“不过，现在，是让反抗进入人们的精神之中，让感情成为思想，让自发的激情变成协商行动的时候了。现在，是进行革命的时候了。”什么样的革命？加缪从1944年9月19日的文章开始，摆脱了革命专制主义的影响，摆脱了一切形式的“至福”这是基督教的术语，即天堂般的幸福，极大的幸福。一千年思想的影响。他不相信“彻底的革命”。他提出了“相对革命的思想”。

    加缪在法国解放以后的第一个漫长的秋天撰写的社论里，努力为这种相对革命下个定义。第一个定义：“调节公正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公正，首先是社会公正，让每一个公民从一开始就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各种机遇。所谓自由，首先是“一种气候，在这种气候里，人应当受到尊重，他的言论也应当受到尊重”。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在这两个原则之间找到平衡。第二个定义明确了这个革命的性质：一种“集体经济”与一种“自由制度”的结合。这就明确了“第三条道路”或者“新左派”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既反对专横的集体主义，又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这将是法国左翼未来长达40年里的信条。

    “正是在这种持久而又稳定的平衡下，才能存在必须的和足够的条件，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幸福和命运负责；我们不谈人类的幸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我们希望实现一种真正的人民民主。”说到底，这场革命不能随便进行：必须有“一种经常的思想和道德上的诚实，只有这种诚实，才能给予我们必要的远见卓识。我们不相信现实主义。谎言，即使是善意的谎言，也会使人们分裂，从而使他们陷入最为虚妄的孤独之中。正相反，我们相信人不是孤立的，面对一种敌对的生存条件，他们一定会团结一致”。（1944年10月1日）。

    在同一个时期，马尔罗也跟加缪的想法基本相似。看到马尔罗平安归来，报社的人感到非常高兴，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他是9月21日归来的，身穿阿尔萨斯—洛林军团上校制服；第二天，报上刊登了他的照片，颀长的身材，头戴贝雷军帽，嘴里衔着一支烟，对面是面颊消瘦的加缪，挽着衬衫袖口，用赞赏的目光看着马尔罗。几个月以后，《战斗报》上刊登了马尔罗的一篇讲话，维护“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形象。罗歇·斯特凡纳当时就对马尔罗的讲话提出质疑。马尔罗说：“既然不能照搬俄国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不妨试验一下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主义。”马尔罗还特别具体地说明了信贷机构的国有化问题，指出这是“关键性的国有化”罗歇·斯特凡纳：《一代青年的结束》（Fin d’une jeunesse），圆桌出版社（La Table Ronde），1954年出版，p.43。（原著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萨特为他的抵抗组织起的那个名字：“社会主义与自由”。这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想和所要遵循的路线。其实，所谓工党主义或社会民主，即马尔罗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主义，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法国左翼正是这么谴责他的。

    社会党能不能成为实现这种理想的工具？也许可以，不过，社会党人必须革新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想，并且，不能把“实现他们的主义和取得议会中的多数”这两者混淆起来（1944年11月）。

    说实在的，如果相信法国人能够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这是个错误。1946年11月，加缪指出法国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纳入了国际逻辑，因而，她既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也不可能实现民族主义的反革命：“事实是——我很抱歉要把话说明，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只是不愿把它说出来——作为法国人，我们没有成为革命者的自由。”阿尔贝·加缪：《随笔》，p.338。（原著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明确地证明了这种相对论的必然性：“绝对公正是不可能的，正如不存在永恒的爱和恨一样。因此，应当回到理智。《启示录》《启示录》，《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是其中唯一启示文学的作品，大量采用意象、象征和寓言，特别是在讲到未来事件时，更是如此。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我们进入了平庸的组织和平淡无奇的妥协和解的时代。不论是出于明智还是出于对幸福的向往，我们都宁肯要这种时代，尽管我们知道，由于这种平庸，人类最终必将走向末日。”（1947年5月7日）可是，妥协和解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来说毫无用武之地。加缪选择了通情达理的理性，反对争辩的理性，与此同时，他欢迎理解政策，反对乌托邦式的逃避，他鞭挞了共和国政府对马尔加什马尔加什是非洲南部一个岛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后掀起民族独立运动，受到法国的镇压。的镇压：“今天，之所以一些法国人在得知另一些法国人对待阿尔及利亚人或马尔加什人的方式时没有表示愤怒，那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生活在一种信念之中，即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这些民族优越，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这种优越，那无关紧要。”（1947年5月10日）

    解放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革命没有发生。《战斗报》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发行量一下子就下降到10万份左右。到1945年秋天，加缪已经能做到与新闻保持一定的距离了。同年9月5日，又回到他身边的弗朗西娜生下一对龙凤胎——让和卡特琳。半个月之后，加缪的剧本《卡里古拉》在埃伯尔托剧院彩排，这是加缪戏剧作品的第一次成功，这一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一位新演员，是他使评论界狂喜，那就是热拉尔·菲利普热拉尔·菲利普（Gérard Philipe, 1922—1959），法国著名舞台剧和电影明星，因主演加缪的《卡里古拉》而一举成名，曾主演过电影《红与黑》和舞台剧《熙德》等；但他的英年早逝，使法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演员。。

    亨利·特鲁瓦亚亨利·特鲁瓦亚(Henri Troyat 1911—)原名莱夫·塔拉索夫(Lev Tarassov)，俄裔法国作家，1959年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也觉得自己应当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写一篇文章：“整个戏……都是为了证实萨特先生的存在主义原则。”洛特曼（H.R.Lottman）：《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瑟伊出版社，1978年出版，p.385。（原著注）加缪在杂志上提醒说，他的剧本早在1938年就开始酝酿了，而且，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话》是反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说什么都无济于事：由于人们对他们作品的错误解释和他们之间那人所共知的友谊，萨特和加缪的名字已经被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不过，他们的关系却变得紧张起来。在对戴高乐的态度上，萨特和加缪互相对立，而加缪对共产主义的保留要多于萨特。当梅洛庞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法国哲学家。在私下里为莫斯科的审判进行辩解时，萨特为梅洛庞蒂辩护，而加缪则对他不能容忍。

    伽利马尔出版社雇佣了加缪，他在位于塞巴斯蒂安—博坦街的审稿委员会得到一间办公室，开始着手筹办他的《希望文集》，在这套文集中，他出版了维奥莱特·勒迪克、雅克洛朗·博斯特、科莱特·奥德里等人的作品，后来，又出版了1943年在肯特逝世的西蒙娜·薇依的遗著。

    1946年，加缪与《战斗报》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从3月到6月，他应外交部的邀请前往纽约。他在那里做了一系列报告，接受采访，到电台谈话，成为在美国最著名的年轻的法兰西文学的代表，特别是因为，就在他访美期间，《局外人》的英译本由科诺普夫出版社出版。《时尚》杂志把他的照片跟汉弗莱·博加特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 1899—1957），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以在银幕上饰硬汉而闻名。在20世纪40—50年代，他的电影票房卖座率达到顶峰。做了比较，从而也使他成为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