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二、加缪的战斗（4）
回到巴黎以后，加缪继续与《战斗报》合作，不过，是以次要角色出现的，这主要是通过11月在报上发表了他的随笔《既没有受害者，也没有刽子手》体现出来的。报纸因为办报人之间的相互猜疑与不和而销路不好。在加缪赴美期间，雷蒙·阿隆成为该报的社论作者之一，这引起博斯特等左派编辑的不满。1946年，由法共和社会党支持的对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使投反对票（与戴高乐一样）的雷蒙·阿隆和阿尔贝·奥利维耶跟编辑部的其他人对立起来。报纸的创办人，帕斯卡·皮亚、布洛克米歇尔（原名让·布洛克）、乔治·阿尔茨舒勒、雅克利娜·贝尔纳等人向加缪寻求支持。排版车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也大大削弱了这份日报。一些旨在获取资金的互相矛盾的计划在幕后搏斗着。1947年5月，加缪重新提笔。资金问题得到解决：克洛德·布尔代在突尼斯橄榄商人、《新闻报》老板亨利·斯马迪亚身上找到了投资者。加缪拒绝追随布尔代。6月2日，六个股东当中的五人——加缪、皮亚、雅克利娜·贝尔纳、布洛克米歇尔和奥利维耶——以票面价值向布尔代出卖了自己的股份，斯马迪亚的名字没有出现。第二天，加缪写了他的最后一篇社论——《布尔代谴责说》，这是一个撂挑子声明——“报纸的行政委员会将退出，让位于一个新的领导班子。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了。我们诚挚地祝愿这份对我们来说曾非常珍贵的报纸取得成功。不过，正如那些明天接着办报的同人无须对我们所承担的责任负责一样，我们的离开也将使我们解除了对这份报纸未来的所有义务。当然，克洛德·布尔代一定准备继续沿着报纸原来的客观和独立的路线办报。而且，报纸原有的编辑部仍然留任。”阿尔贝·加缪：《随笔》，p.1562。（原著注）
战后的那个伟大的《战斗报》已经寿终正寝。克洛德·布尔代本人是个思想非常独立的人，他也将离开报社，他认为1950年创办的《观察家》杂志更加适合他表达自己的见解。《战斗报》这个日报的命运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诞生于抵抗运动期间的所有报纸都先后消失了，其中包括《游击队报》和《解放报》。这些报纸的失败，也象征着那种希望在解放以后发动革命的抵抗运动的理想的失败。对于《战斗报》来说，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尝试的失败，即作家兼记者的尝试。加缪，尤其是1944—1945年间的加缪，不是一个远离报社的合作者，不是一个按稿件字数拿稿酬的记者，不是一个从不迈进报社办公室门槛的记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报社的工作之中，他喜欢这个职业的集体特点，喜欢听印刷机那隆隆的声音，喜欢闻印刷版台的气味，喜欢排字工人的玩笑，喜欢跟他们一起喝酒，喜欢他青年时代那种足球更衣室里的伙伴气氛。早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他就开始喜欢这一切了。战争更加深了他对报纸的巨大责任感。不能把报纸交给那些玩报纸的人，纸商，或者一心只想着自己利益的老板。应当用廉洁的报纸取代战前的唯利是图的报纸。作家在这种报纸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就是在战后的冲突和犹豫不决中对这种报纸的必要性的最好证明。他还刺激了竞争者，激发了其他类似的举动。其中有于贝尔·伯夫梅里领导的《世界报》，尽管加缪不大赞赏这家报纸，但它仍然是一种独立性的代表。
加缪又重操写作和出版的旧业。在《战斗报》上刊登告别书几天之后，他发表了《鼠疫》这部关于被占领时期的寓意小说。三个月后，伽利马尔因《鼠疫》销售量接近10万册而沾沾自喜：加缪冲出了业余作家的圈子，他彻底地成名了。从这时开始，萨特和加缪的形象显得越来越对立了。前者鼓吹反抗，他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后者从反抗出发，怀着一种积极的绝望，一种无神论的人道主义，一种不抱幻想的博爱精神，鼓吹温和、改革和节制。1948年11月，加缪在《卡利班》杂志上这样说明自己的相对思想：
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却是最不坏的制度。我们已经尝试过各种制度，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不过，这个制度只能由那些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的人……那些永远不会习惯于别人的苦难，并且根据一种理论或者一种盲目的救世主降世之说，拒绝加剧这种苦难的人来设计、创建和支撑。阿尔贝·加缪：《随笔》，p.1582。（原著注）
《民主与民主的实施》，这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可是，加缪没能把问题阐述清楚。一个22岁的陌生青年，当年的流放犯，在1946年2月给纪德的这封信就是证明：“萨特们和加缪们的可怕的荒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们指出的只是一条自杀的绝路。”安德烈·纪德：《日记》，(1939—1951)，《回忆录》，伽利马尔出版社，1954年，p.294。（原著注）加缪从荒诞出发；但他没有否认幸福，而是歌颂幸福，同时也指出了我们能力的有限。可惜，这位作家总是让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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