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妇女，素来沉默寡言，每天除了说两句中午准备什么饭菜的话之外，六年来她几乎没有多说过一句话。至少我没有听她说过什么别的话。  

    “先生，我有件事求您，”她突然说，“您把小间租出去多好。”  

    “哪个小间？”  

    “就是厨房旁边的。不就是那个小间么。”  

    “为什么要租出去？”  

    “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人住进来。不就是为这个嘛。”  

    “谁想租它？”  

    “谁想租？房客想租呗。当然有人。”  

    “我的天，那儿连床都放不下，太挤。谁能住在那儿？”  

    “干吗住在那儿！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他就住在窗台上。”  

    “哪个窗台？”  

    “不就是那个窗台，您怎么不知道！过道的窗台。他可以坐在那儿，可以缝衣服或做别的活计。也许还能坐在椅子上呢。他有一把椅子，还有张桌子，什么都有。”  

    “他究竟是谁呀？”  

    “是一个饱经世故的好人。我打算给他做饭。房钱饭钱加在一起，我一个月只要他三个银卢布……”  

    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有个中年人说服了阿格拉费娜，或者说，怂恿她让他住进厨房里来，当搭伙的房客。阿格拉费娜一想起什么就非办到不可；要不然，我知道，她就会叫我不得安宁。每逢有什么事不合她心意，她立刻沉思默想起来，闷闷不乐，而且这种状态要持续两三个星期。这期间，饭菜便做得不好吃，换洗衣服记不清数，地板也擦不干净，总之会出现一大堆恼人的事儿。我早就看出，这个不爱讲话的妇女缺乏主见，不可能有自个儿的主意。可是，一旦她那简单的头脑里偶然形成了某种类似思想、主意的东西，那就必须照办，否则在一段时间内她在精神上就痛苦万分。所以我这个十分珍惜自己安宁的人，便马上同意了。  

    “他总得有个证件，护照或是别的什么吧？”  

    “那还用说！当然是有的。他是个见过世面的老好人；答应付三个卢布。”  

    第二天，我简陋的单身汉住宅里就来了一位新房客；我并没有怨言，反而暗自感到高兴。一般说来我深居简出，完全是个隐士。我几乎没有一个熟人，也很少上街。我幽居十年，自然习惯于孤独生活。但如果再这么生活十年、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仍然同那个阿格拉费娜朝夕相处，成天蜷缩在单身汉住宅里——当然这种前景就太无聊了！因此眼前能多个老实人往来——真是上苍的恩赐！  

    阿格拉费娜没有说谎，我的房客果然是个阅历很深的人。从护照看他是退役军人，其实我无需瞧护照，只消瞟他一眼就能从外表判断出来。识别这点是不难的。我的房客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在他的同伙中算是个好人。我们相处得倒挺和睦。最叫人惬意的是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有时爱讲讲他生活中的各种遭遇。我的日子一向过得枯燥乏味，碰到这么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是很值得庆幸的。有一次他向我讲了个故事，给人的印象颇深。这个故事是怎么讲起的呢？  

    有一天我独自留在家中，阿斯塔菲和阿格拉费娜都出去办事去了。突然我听见有人走进隔壁屋里，而且我觉着是个生人；我走出去：果然前屋里站着一个陌生人，身材矮小，虽已是寒冷的深秋时分，他还穿着一件单礼服。  

    “你有什么事？”  

    “我找一位姓亚历山大罗夫的公务员；他住这儿吗？”  

    “没有这个人，老弟；再见吧。”  

    “怎么看院子的人说他住这儿呢，”来访者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朝门口溜去。  

    “快走吧，老弟；别呆在这儿。”  

    翌日午饭后，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在让我试他给我改的一件上衣，这时又有人进了过道。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只见昨天的那位先生当着我的面泰然自若地从衣架上取下我的紧身大衣，夹到腋下就从屋里出去了。阿格拉费娜一直眼睁睁地看着他，惊奇得张口结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保护那件大衣。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跟着骗子追了出去，十分钟以后他气喘吁吁地空手而归。那人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哎，倒霉事儿，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幸亏把外套给咱们留下了！要不，可叫人没法办了，这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