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增长，虽还没有转变为疼痛，但他经常感到腰部发涨，情绪恶劣。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影响了全家快乐而体面的生活。夫妇吵嘴的事越来越多，轻松愉快的气氛消失了，体面也很难维持。争吵更加频繁，夫妇之间相安无事的日子少得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小岛。  

    如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丈夫脾气难弄，那倒不是没有理由的。她说话喜欢夸张，往往夸张地说，他的脾气一直很坏，要不是她心地善良，这二十年可真没法忍受。的确，现在争吵总是由伊凡·伊里奇引起的。他吃饭总要发脾气，往往从吃汤开始。他一会儿发现碗碟有裂痕，一会儿批评饭菜烧得不好吃，一会儿责备儿子吃饭把臂肘搁在桌上，一会儿批评女儿的发式不正派。而罪魁祸首总是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起初向他回敬，也对他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有两三次他一开始吃饭就勃然大怒。她明白了，这是一种由进食而引起的病态，就克制自己，不再还嘴，只是催他快吃。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认为自己的忍让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她认定丈夫脾气极坏，给她的生活带来不幸。她开始可怜自己。她越是可怜自己，就越是憎恨丈夫。她巴不得他早点死，但又觉得不能这样想，因为他一死就没有薪俸了。而这一点却使她更加恨他。她认为自己不幸极了，因为就连他的死都不能拯救她。她变得很容易发脾气，但又强忍着，而她这样勉强忍住脾气，却使他的脾气变得更坏。  

    有一次夫妻争吵，伊凡·伊里奇特别不讲理。事后他解释说，他确实脾气暴躁，但这是由于病的缘故。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就对他说，既然有病，就得治疗，要他去请教一位名医。  

    他乘车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照章办理。又是等待，又是医生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这种样子他是很熟悉的，就跟他自己在法庭上一样，——又是叩诊，又是听诊，又是各种不问也知道的多余问题，又是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气，仿佛在说：“你一旦落到我手里，就得听我摆布。我知道该怎么办，对付每个病人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同法庭上一样。医生对待他的神气，就如他在法庭上对待被告那样。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症状表明您有如此这般的病，但要是化验不能证明如此这般的病，那就得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病。要是假定有如此这般的病，那么……等等。对伊凡·伊里奇来说，只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他的病有没有危险？但医生对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置之不理。从医生的观点来说，这问题没有意思，不值得讨论；存在的问题只是估计一下可能性：是游走肾，还是慢性盲肠炎。这里不存在伊凡·伊里奇的生死问题，只存在游走肾和盲肠炎之间的争执。在伊凡·伊里奇看来，医生已明确认定是盲肠炎，但又保留说，等小便化验后可以得到新的资料，到那时再做进一步诊断。这一切，就跟伊凡·伊里奇上千次振振有词地对被告宣布罪状一模一样。医生也是那么得意扬扬，甚至从眼镜上方瞧了一眼被告，振振有词地做了结论。从医生的结论中伊凡·伊里奇断定，情况严重，对医生或其他人都无所谓，可是对他却非同小可。这结论对伊凡·伊里奇是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十分怜悯自己，同时十分憎恨那遇到如此严重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医生。  

    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就站起来，把钱往桌上一放，叹了一口气说：  

    “也许我们病人常向您提些不该问的问题，”他说。“一般说来，这病是不是有危险？”  

    医生用一只眼睛从眼镜上方狠狠地瞪了他一下，仿佛在说：被告，你说话要是越出规定的范围，我将不得不命令把你带出法庭。  

    “我已把该说的话都对您说了，”医生说。“别的，等化验结果出来了再说。”医生结束道。  

    伊凡·伊里奇慢吞吞地走出诊所，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一路上他反复分析医生的话，竭力把难懂的医学用语翻译成普通的话，想从中找出问题的答案：“我的病严重？十分严重？或者还不要紧？”他觉得医生所有的话，都表示病情严重。伊凡·伊里奇觉得街上的一切都是阴郁的：马车夫是阴郁的，房子是阴郁的，路上行人是阴郁的，小铺子是阴郁的。他身上的疼痛一秒钟也没有停止，听了医生模棱两可的话后就觉得越发厉害。伊凡·伊里奇如今更加心情沉重地忍受着身上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