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有我的职位，我也是有人需要的，我也是不可少的。不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到我这儿来，他的话一直讲个没完没了，背给我听某一本书里面他记得很熟的整整的一页文章。“这就是我们的哲学家——一个俄国的哲学家——说的话。”他解释道。这个哲学家的话很晦涩难懂，不过却是承奉我，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公众情欲的安全门。”……讨厌的字眼！那个哲学家本人一定是一个畜生，不过这个背出这些话来的年轻人却更坏。  

    然而，不久以前，这一个念头也到我的心里来了。我站在一位官长的面前受审，他拿我在公共场所做伤风败俗的事情这个罪名断我缴纳十五个卢布的罚金。  

    众人全站着听他宣读他的判决书的时候，我心里想道：“为什么他们大家都用这么轻视的眼光看我？就算是我干着一行肮脏讨厌的生意，一项最可轻视的职业——然而它究竟是一种职业！这个法官也有一项职业。我想我们两个人都……  

    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只知道我在喝酒，我忘记了一切，我糊涂了。在我的脑袋里一切都混杂在一块儿——我今晚要在那儿厚着脸皮跳舞的那个叫人厌恶的大厅和这间我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能够住下去的可怕的屋子。我的鬓骨在跳动，我的耳朵里响着铃子声，什么东西都在我的脑袋里游泳，我的身子仿佛在水上漂着。我想停住，想抓住一件东西，就是一根稻草也好，可是什么也没有，连一根稻草也没有。  

    我在撒谎！有一件东西！这不是一根稻草，却是一件或许更有望的东西。然而我已经沉落得很深，不愿意伸出我的手去抓住这根“支柱”了。  

    我想这是八月底光景的事情。我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我正在夏园里面散步，就在那儿认识了这根“支柱”。他并未显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也许有一点好心的爱讲话的脾气。他几乎把所有他的事情和他的朋友都对我讲了。他二十五岁，他的名字是伊凡·伊凡诺维奇。至于他本人呢，他不好也不坏。他跟我谈天一直谈下去，好像我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似的，他告诉我好些他那位长官的故事，而且他服务的那个机关里的同事们走过这儿的时候，他还把他们一一地指给我看。  

    他向我告辞走了，我也就完全忘了他。然而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又出现了。他瘦多了，还带着郁闷不乐的神情。他进来的时候我看见这张令人讨厌的古怪的脸，竟然小小地吃了一惊。  

    “您不记得我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记起他来了，我便告诉了他。  

    他红了脸。  

    “我以为您也许记不起我了，因为您看见太多的……”  

    话猝然地中断了。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个角上，他坐在另一个角上，仿佛他是头一次到这儿来拜客似的，他坐得端端正正，身子挺得很直，手里拿着他的高帽子。我们这样地坐了好一忽儿。于是他站起来，鞠一个躬。  

    “再见，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他叹了一口气说。  

    “您怎么打听出我的名字来的？”我叫起来，我忽然生气了。我在这里用的名字并不是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却是叶夫盖尼亚。  

    我非常动气地对他直嚷，把他吓了一大跳。  

    “不过我并没有一点伤害您的心思，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我从来没有想过或者做过伤害任何一个人的事情。……不过我认识警察局的彼得·瓦西罗维奇，他把您的事情全告诉我了。我本来是要叫您叶夫盖尼亚的，可是我的舌头滑了，我就叫出您的真名字来。”  

    “告诉我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他不说一句话，只是悲哀地望着我的眼睛。  

    “为什么？”我再问一遍，我越来越气愤了，“您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您还是不要来的好。我不要跟您做朋友，因为我没有朋友。我知道您是为什么来的！那个警员讲的故事使您感到了兴趣。您想——现在有一个稀奇的东西，一个陷到这种生活里面来的受过教育的小姐……您想来救我吗？走开！我不需要什么！我宁愿一个人毁灭，不要……”  

    我无意间看到他的脸——我便闭了嘴。我看出来每一句话都像一下打击似的在打着他。他并没有说话，可是他的面容使我住口了。  

    “再见，娜结兹达·尼可拉也夫娜，”他说，“我非常抱歉，我伤了您，也伤了我自己。再见。”  

    他伸出他的手来（我只得握了它）。随后他慢慢地走出了屋子。我听见他走下楼梯，我从窗里望见他垂着头用同样慢的摇晃的脚步走过了院子。他走到大门口又掉转身来，朝上望了望我的窗，然后便走出去不见了。  

    就是这个人，他是可以做我的“支柱”的。我只要稍微有一点表示，我就可以做一个合法的妻子，一个贫穷然而身家清白的人的合法妻子，并且只要上帝还肯赏赐给我一个孩子的话，我还可以做一个贫穷然而身家清白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