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堡，所有年俸400卢布左右的人都有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北国的寒冷天气。尽管也有人说，寒冷对于健康是大有裨益的。早晨8点多钟，正是满街走着去厅里上班的人们的时候，它就开始大发淫威，不分青红皂白，一个劲地直刺着大家的鼻子，可怜的官员们简直不知道把鼻子藏到哪里去才好。在这个时刻，即便是高官显贵也冻得脑门发痛，眼泪汪汪，可怜的九等文官有时就只能束手待毙了。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就只有穿着薄薄的外套尽快地跑过五、六条街道，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一顿脚，直到所有在路上冻僵了的办事能力和才干全都恢复过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近来已开始觉得背脊和肩膀冷得怪难受的，尽管他总竭力尽可能快地跑过那一段应有的距离。他到底琢磨出来了，莫非是毛病出在他的外套上。回家之后，他仔细查看了一下外套，发现有两三处地方，恰好是在背部和肩膀上，果然只剩下一层稀麻布了；呢子磨得透了风，连衬里也已破烂不堪。要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早已成了官员们的笑柄；它连“外套”这个高雅的名字也已不复存在，都管它叫罩衫。真的，它的样式变得古怪了：衣领一年比一年小了，因为它用来做了别的部位的补丁。这缝补又不像是出于裁缝的手艺，实在是又笨拙又难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决定把外套送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里去，他就住在沿后边楼梯上去的四层楼上，尽管是个独眼龙，一脸麻子，可是修补起官员们和其他各式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来倒也相当的熟练，——不用说，那是要在他没有喝醉和脑子里没有想别的念头的时候。说到这个裁缝，当然不该喧宾夺主，可如今是这么个规矩，讲故事非得把每个人物的性格说个一清二楚不可，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也只好在这里把彼得罗维奇提出来说一说。起初，他的名字就简单地叫格里戈利，是一个地主老爷家的农奴；自从领了自由证书，每到节日，起初是每逢大的节日，总要喝一顿，到后来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日历上印着一个十字的宗教日子就都喝得醉眼，——打这个时候起，就改名为彼得罗维奇了。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信守祖辈传下来的习俗的，就是跟老婆吵嘴骂架，也是满嘴“土婆子”和“德国娘们”。  

    既然我们提到他的老婆，那么关于她也得说上几句；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知之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个老婆，总是戴着包发帽，而不围头巾；然而说到她的姿色，那她就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至少可以说，只有一些近卫军士兵才会从包发帽底下去偷偷望她一眼，然后翘翘胡子，发出一阵特别的嘘声。  

    通往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老实说吧，全是水渍渍的，污水横流，还有一股子熏人眼睛的酒味儿，大家知道，彼得堡的幢幢楼房的后边楼梯都免不了这种味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边上楼一边猜想彼得罗维奇准会漫天要价，暗暗拿定主意最多只给两个卢布。房门是开着的，因为女主人正在烹鱼，弄得厨房里尽是烟雾，连那些乱爬的蟑螂也看不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连女主人也不曾发现，就径自走进房去，只见彼得罗维奇端坐在一张没有上过漆的大木桌上，盘着腿，俨然像土耳其总督的样子。两只脚按照坐着干活的裁缝的习惯光着脚丫子。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十分熟悉的那只大拇指，上面长着像龟壳似的又厚又硬的怪指甲。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吊着桄子丝线和棉线，膝盖上垫着一件破衣裳。他捏着针头认针已有两、三分钟了，一直没穿上，所以，望着昏暗和线头十分生气，低声地埋怨说：“穿不上，恶婆娘；把我害苦了，你这骗子手！”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觉得挺扫兴的，因为他来得不是时候，正碰上彼得罗维奇的气头上：他就喜欢挑彼得罗维奇喝得有点醉醺醺的，或者像他老婆说的那样“这独眼鬼喝饱了猫尿”的时候上门来定做活儿。每逢这种时候，彼得罗维奇通常都很好说话，痛痛快快地答应，甚至每次都又是鞠躬又是道谢。事后，尽管他的老婆总会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说她的丈夫喝醉了，所以要价太便宜了，不过，只要再添上10个戈比，事情也就了结了。可眼前彼得罗维奇看样子没有喝酒，所以十分固执，不好说话，鬼知道他会怎么张口要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明白了，像俗话说的，正想打退堂鼓，可是已经不便抽身后退了。彼得罗维奇眯着一只独眼紧盯着他，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得开口说道：“你好，彼得罗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