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太在意自己的得票数，因为提拔并不由它决定。说是一个参考，还不如说是一个游戏环节。参不参考，如何参考，都由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幕后决定。正如那句顺口溜所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投票结果没有公布，我理解这种做法，这样领导就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以往也没有公布过，只是那结果总会透露出来，给领导和被领导都增加一些困扰。这一次的保密工作却做得极好，投票过去三天了，也不见有丁点的信息流传。很多人互相打探和推测，我却稳坐钓鱼台。既然吴大德跟我说了那样的话，这一次我肯定有戏，就是按照资历排座次，也该轮到我了。我知道吴大德有喜欢许愿的习惯，但他的话非同寻常。那是一种暗示，也是一种承诺。我疑心他敏感到我抓住了他的某些把柄，所以我酒桌上那负气的小伎俩才收到了意外的效果。我对前途充满了希望，我对吴大德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好感。假如秘书长这次提拔了我，我想我可能会拆掉监视器，再也不窥探他年猪一样的身子了。

    但是我的希望泡了汤。

    是吴大德的脸通知我泡了汤的。我进电梯时吴大德正从电梯里出来，我殷勤地说了一声秘书长好，他却不理不睬，面若冰霜，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掉了。

    我傻了眼，反复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怎么一不小心就把他得罪了呢？过了几天，我才明白原委：吴大德乡下的岳母去世了，大家都送了慰问礼金，多则一千，少则几百，还有人专门跑到乡下给他岳母守了两天两夜的灵，只有我一个人不闻不问。在金钱问题上，吴大德秘书长是决不含糊的，在机关食堂吃早餐都不给钱的，有次新来的服务员不认识他，要收他的早餐钱，气得他鼻孔冒烟，差点叫承包食堂的老板把她炒掉。你看，人家还愁没送礼的机会，而我却一毛不拔，秘书长怎能没看法，怎能不面若冰霜，怎能不让你的希望泡汤呢？

    可这不是我不懂事，更不是我吝啬，而是我中了小人的算计。办公室让机要科田中杰科长通知我送人情，姓田的一直把我看作竞争对手，便故意将我忘记了，让我蒙在鼓里，铸成大错。我跑到机要科，愤怒地指责了田中杰的一番，而姓田的竟信口雌黄，当面说谎，硬说他通知我了，他还有电话记录为证，是我自己没当回事。差点气得我当场吐血！

    只有想办法挽回败局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金钱的事只有用金钱来解决。即使吴大德的岳母不去世，我也应给他送个红包的。在吴大德手里，还没听说不送红包就被提拔了的事。

    但是这个红包封多大呢？这可费踌躇了。不封个万把，至少也要几千，否则拿不出手。可我每月工资才一千三百多，在毛巾厂上班的老婆王志红也才八百多一点，儿子在读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一下子送掉这么大一笔钱，实在心有不甘。我征求老婆王志红的意见，老婆王志红说：“你一定要提拔吗？我们省吃俭用，要多久才存得上一万块钱啊！”我只好耐心地做老婆王志红的思想工作，说这是必要的投资，只有现在投资了，我才能提拔，以后才有可能收回本钱，获得红利。在家里，在当工人的老婆王志红面前，我还是有绝对的权威的。经过反复权衡，我觉得八千元是一个我和秘书长都能接受的数目。至少，送出这个红包后，我家的存款还可以剩下三千多元。

    于是，带了这个对我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红包，我谦恭地到了吴大德的办公室。我喉咙发紧，颤声说：“秘书长，我的事还请你多多关照。”

    吴大德看着一摞红头文件，鼻子里嗯了一声，头都没抬。

    我朝他一侧的休息室看了一眼，藏有微型摄像头的那幅画正冲着我们。来之前我多了个心眼，将监视器开着，我送礼的过程会录下来。我把那个沉甸甸的红包放在他面前的桌面上，他还是头都没抬。对他来说，这可能算不了什么吧。

    出得门来我就愤懑了：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头上多一顶乌纱帽，你敢这样目中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