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有很好的月亮，和灯光彼此争辉。江边情侣如云，邻座有人在猜拳，“孟加拉呀孟加拉”，叫得很大声。在别人眼中，我们未尝不是一对情侣。  

    我点了桐花雀、椒盐黄鳝、牛奶炸菠萝，还有一只海鲜盅。  

    吴先生扬眉：“你很能吃，不忌油炸荤腥，年轻人很少这样。”  

    “很少哪儿样？”我两只手一头一尾地掐着黄鳝，用牙齿撕着吃。吃相无比难看。如果妈妈看到，一定又会训斥我太不像一个淑女。  

    淑女，妈妈苦心孤诣地想将我培养成一个淑女，可是现在的我，从头到脚，哪一点儿像个淑女。  

    我不过是个歌女。在夜总会转场驻唱的小歌手。优伶的一种。而且尚未跻声名伶的行列。  

    名伶叫歌星。可以灌唱片上电视。再成功点的叫艺术家。  

    但是无名之伶，就叫歌手，或者直接点儿，叫歌女，甚或歌妓。  

    所谓十伶九妓。说得对极了。而我是那十分之九里面的一个。  

    想到母亲使我感到由衷的恨意，而想到“妓女”这个词则使我痛快。  

    痛，并快乐着。这种词是为我这种人准备的。歌者的快乐与痛苦从来都分不开。  

    我唱歌，逢迎客人，玩弄翻云覆雨的小手段，换取我想要的香车、香闺、香水、香衣，一应生活所需，皆来自男人，来自我的歌声与容颜。  

    但是吴先生，他约我来江边宵夜，目的当然不止是宵夜这么简单，他感兴趣的，究竟是我的歌声呢，还是容颜？  

    这有很大的区别，决定了我要采取的献媚方式——对一个自以为尊重艺术的男人过于主动，他会败尽胃口的；然而同样的，对一个欲望汹涌的男人扭捏作态，也会令他索然无味。  

    最好的办法，是陪他大吃一顿，而且不必顾忌吃相。  

    那么，如果他属于前者，必然会带着宽容或惊讶的口吻研究起你的多重个性；而如果他是后者，则食色性也，饱暖思淫欲，他会在你据案大嚼时动手动脚。  

    一个人的德行在两种时候最不受控制，一是赌桌，二是餐桌——而且是越随便越好的那种真正为吃而吃的餐桌，最好就是江边大排档。  

    无疑吴先生是属于前者的。他正在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等待答案。  

    我笑着告诉他：“我不需要减肥，歌手的生活使我整个作息都颠倒了，吃再多东西也不会发胖的。”  

    “是这样？”他眼中露出同情。  

    这是好现象。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可是富人的同情心被打动要比穷人的同情心有价值得多。  

    他说：“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份工作？”  

    我警惕地看着他，暗暗捉摸他话的真假。很多女人会在这种时候涕泪横流地痛说家史，以为把自己说得越可怜就越会博取同情心。  

    但我不会这么幼稚。  

    因为我相信吴先生没这么幼稚。  

    一个在世界各地都开有连锁店的大老板，手下不知有几百个像我这样的小歌女，什么样的说辞没见过？情节雷同只会使他轻视。  

    他同情有姿色的女人，不见得是因为她身世可怜或者需要资助，天底下需要可怜的人太多了。他的话，绝对是一种试探。  

    高手过招，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赌定他是在与我作戏。  

    但这也是个好兆头，他有心与我演对手戏，便是已经对我产生兴趣，才会做进一步试探，玩场智力游戏。  

    我不会输给他。  

    放下只剩一根鱼骨头的黄鳝，我用纸巾优雅地拭了唇，媚眼一飞，反问他：“如果我不做歌手，你去哪里听我的歌呢？”  

    他笑了，看着那根被我剔得干干净净的鱼骨头。  

    我剔鱼刺，就像我姥姥嗑瓜子儿一样在行。  

    姥姥嗑瓜子儿。  

    她一生中所有的闲暇都用来嗑瓜子儿。  

    每当想起她，首先映入我脑里的影像便是她坐在床沿边盘起一条腿，另一条腿垂在床边，脚上吊着绣花拖鞋，露出白袜子，一只手抓着瓜子儿，另一只手慢悠悠地往嘴里送。微启双唇，轻轻一磕，那么清脆而娇柔的一声，皮儿出来，仁儿留下，干净利落，没半点儿多余动作。  

    嗑着瓜子儿，姥姥的眼睛半眯着，望着窗外，很专注的样子，可是眼神是空的，望的方向不属于空间，而属于时间。她望向过去，望向遥远的记忆里，那胭粉沉香的胭脂胡同莳花馆……  

    ——胭脂胡同莳花馆，规整的四合院儿，磨砖对缝，飞檐雕龙，因为曾经出了玉堂春那样大名鼎鼎的妓女，后来代代花魁都叫小苏三，希望借了前辈的余荫也找到好人家上岸。  

    苏三们在屋子里供着玉堂春的画像，咿咿呀呀地且拜且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指望他十分富贵九品相，不指望他八斗才高七步诗，六炷香烟，五样蔬食，只求得四季衣裳三餐饭，两个人儿一样痴，一心一意，丰衣足食，不愁穿来不愁吃……”  

    朴素的愿望，卑微的心事，女人最奢侈的理想，不过是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