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回？”

    “我要晚几天，还有一周吧。”她叮嘱道：“你要勤快点儿，别总让我妈家阿姨去接小虹儿。”

    “好的，我争取吧。你弄几个大列巴回来吧。”

    “没问题，我在上海还要呆两天。大概4月1日回东方。”

    “好，我去机场接你。越洋电话贵，挂了啊。”

    挂上电话，何大龙边吃饺子边看电视，然后到书房看书写东西，大多数的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他在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在职研究生，这两年在他的书桌上堆的都是新闻理论书籍。现在已经进入到做论文的阶段了，为了找到创新点，他思考了许久。

    何大龙是人大中文系毕业的，上学时和虹儿谈恋爱。由于虹儿的父亲从省经委主任升任副省长，他和虹儿的分配问题迎刃而解了。虹儿分到了省人民出版社，他则到了市委宣传部。6年不到的工夫，他从一般科员到主办科员到科长再到副处长，后来又出任新闻出版处处长进了党组。平均两年一个台阶，如此下去，仕途应该是平坦的。可他越来越不愿在机关里耗着，每天8小时，不知干了些什么。读了研究生后便常常在老丈人面前提起他的新闻理想。

    何大龙最忌讳的是别人叫他“驸马”，他把这种称谓看作是对他的侮辱。但是他反抗不了现实，如果没有虹儿的爸爸，他这个中学老师的儿子不可能这么顺。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到：23岁之前，我是属于自己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创造的。但从23岁毕业那天起，我不属于我自己了，除了属于社会，还属于贺家。这是悲哀？还是幸福？我还是把它当着幸福吧。在何大龙的内心世界里，最不能拨动的就是“驸马”这根弦。虹儿很清醒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她从不颐指气使，更愿意作小鸟依人状。除了自己工作上的事，家里的一切都由何大龙作主，大到房子的装修，小到女儿幼儿园和学校的选择。但事实是现在他们的房子还是人民出版社分给虹儿的。

    何大龙在书桌前坐下。拿起一本《新闻价值论》翻看，书桌上还堆着《媒体的力量》《真理与方法》《语言的战争》《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书，都夹了不少书签。白天的事，让他再次对新闻究竟是什么感兴趣。他相信上官德所采访到的都是真实的，的确有不少公安，特别是派出所简直无法无天。听说有的所长是用钱买来的，因此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捞回本来。他们肯定是要钱而不要命，只是这次有某个环节出了错弄出人命来了。对于这种非社会普遍现象，媒体应该如何对待？新闻又应该如何揭露？上官德采访到的显然只是一堆被解释过的东西，他在拼装的过程中也显然带有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呢？马诚紧张的原因并不是派出所打死个把人，他和自己一样，担心这条新闻会引发某种对政府和党不信任的情绪。

    想到这儿，何大龙好像找到了什么，立刻在稿纸上写起来：“新闻所谓的价值，与新闻的阅读者有着密切关系，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新闻其实是语言的控制者根据经验给出的非自然的结果。”写到这儿，何大龙站起来，似乎找到了论文的创新点。他在书房里兴奋地来回走动，嘴里振振有词：“新闻是语言的控制者根据经验给出的非自然的结果。太棒了。”走到客厅拉开阳台的落地门，一阵清风扑面而来。站在16层高楼看这座城市，何大龙忽然感到自己与这座城市发展迅速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夜色中的东方市依旧车水马龙，不时有救护车鸣着警报呼啸而过。楼下不远处便是由西向东穿过这座城市的东方河，它是东方市的母亲河。东方市和全国其他中型城市一样发展迅速，但不见特色，到处是钢筋水泥。听说以前这里的建筑还颇有看头，有条街不用改变什么就可以拍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现在那条街被建成了仿罗马建筑的步行街，好好的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硬是被推倒，搞成不伦不类的现代建筑。奇怪的是，这样的建筑在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难道这些领导人的审美观都惊人一致？显然不是，他们一致的是政绩观。

    何大龙刚来东方时这里的高楼并不多，好像最高的楼就是东方信托的那栋26层的大厦。可现在，高楼林立，犹如层峦叠嶂颇为巍峨了。这里边有他老丈人贺副省长的功劳，几年来他是上午在香港下午在新加坡，通过招商弄回了不少钱，也弄得东方市的房价成畸形趋势。何大龙与他不在一个领域，但听说过他们是怎么操作招商引资的，里边不规范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媒体曝光，按马部长的话：会引发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引起社会动荡。而媒体为何会缺席对这些不规范进行监督呢？这实际上涉及到媒体要解释什么和不解释什么的问题。谁掌握了发言权，谁就掌握了解释权。对呀，论文的题目就叫《新闻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