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们白天上班，晚上夜战，没工夫管教我们。我们当然也不会因为大人的管教而离家出走。我一直认为小时候在农村的那些年是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光阴。那时我们根本不用操什么心，整天地瞎玩儿疯跑，不饿不回家，不累也不用回家，回家大多是为了赶饭点儿。反正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似乎就从来没觉得累过。

    　　在北方广袤无垠的旷野里，四季都有动人的风景。我小时候最喜欢秋天，在秋天不仅可以大吃特吃，而且风光也分外的好看。漫地遍野的麦浪随风而动，天空格外的高、格外的蓝。从天而降的黄沙在金色麦浪上狂舞，欢蹦乱跳的麦穗似一串串吃饱了乱窜的小老鼠，放纵，毫无做作。黄昏时，晚霞橘红色的光彩中，鹅黄色的太阳似一面小圆镜子，示威似的在云间穿行。绚丽而巨大的光柱从云缝中射出来，不断地变换着天空的走向，直到晚霞被气得憋黑了脸，太阳却逃得无影无踪了。此时，一群小土包子们正泥猴似的往家里赶，一行行泥脚印为大地镶上了镜框。不久月亮悄悄溜出来了，它乏味而松弛的惨白面孔似乎随时都会裂开，没多一会儿，它又窝头似的在夜的蒸锅里聚集成灿烂的明黄色，而所有的星光也在此刻汇集于夜空，大地逐渐沉寂了。

    　　这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明媚的天空，温暖的风！每想起这些，我的脸上都不自觉地浮现出微笑，即使在监狱里，即使在马桶边。

    　　那时候的我吃的是窝头，干的可都是荤事儿，俨然是领群作乱的孩子头儿。谁动了方小爷头上的毛，保证四邻皆惊。

    　　村南头的张大爷种了几棵苹果树，那年头苹果稀罕得很。有一次我趁张大爷不在，蹿到树上，偷摘了七八个苹果，还踩折了两根树杈子。咱不抠门，把苹果分给了平时一块玩儿的小伙伴，可不知哪个嘴又馋又烂的家伙走漏了风声。最终张大爷在老爹面前狠狠参了我一本，方爷的屁股自然没少吃苦头。

    　　然而张大爷却真的错了，因为他招惹了孩子王。没过三天，我就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用小刀把张大爷苹果树的树皮都给扒了，树干光溜溜的，手感非常好。几天的工夫，苹果树便打蔫儿发黄完蛋啦。张大爷的脸青了半年多，逢人便骂。全村的人都怀疑这事是我干的，可咱口风极紧，死不认账，谁也不能把我怎么着。久而久之，这事便成了村里的无头案。前几年我翻看《西游记》时，看到孙悟空偷食人参果，大闹五庄观那段，我乐得差点从床上折下来。同时我暗自发誓，将来挣了钱，赔张大爷几棵苹果树。然而十几年了，张大爷还活着吗？

    　　还有一回，我和狗臭儿他们一伙儿干架吃了亏，回家后闭门三日苦思破敌之计，还真让我想出了办法。又是一天晚上，我弄来把铁锨，跑到茅房，在坑里连铲了七八锨臭大粪，在狗臭儿家门口堆起了八阵图，最终仍然不满意，索性脱了裤子，蹲在门口生产了摊新鲜货。临走时，我小心翼翼的用黄土把东西都盖上，连自己都看不出来，才安心地回家睡觉。

    　　第二天大家都还没起床，就听见当街“哐当”的一声铁盆落地的巨响，接着就是狗臭儿他妈满大街祖宗奶奶地臭骂，听起来都带着哭音儿了。后来又听见几个大人问是怎么回事，跟着就是满街的笑声。父母十分狐疑地盯着被窝里的我。可我硬是咬着后槽牙，没乐出来。吃早饭时也是目不斜视，神态安然。

    狗臭儿他妈整整骂了一上午，嗓子都岔了声，才被人劝回去。当天下午，我一个人跑到麦地里，打着滚儿地乐。

    　　类似这样的事，我小时候还干过好几回呢。干坏事有种难以形容的快乐，逐渐我也摸出了干坏事的规律，千万得嘴严，千万得在晚上。那时我就隐约地感到自己与黑夜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每每太阳落山，咱的精神头就倍儿足。好景总是不会长久的。我上到二年级，父母的工厂便搬回北京了。我终于如愿地看到钢蹦儿上的天安门。初进都市的兴奋让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白天没事就往街上跑，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自行车。有一回在大栅栏，要不是警察叔叔咱没准就让拍花子的卖了。有时我想，如果不回北京，在那个小地方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也许会更好。我在监狱里就常这么想，可世事难料，谁又知道呢？

    　　在北京上的那几年小学实在没什么意思，老师跟上了发条似的，六点多就逼着我们上早自习，其实不过是一加一等于几的事儿。我刚从农村回来，口音改不掉，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我是个小乡巴佬，虽然没人当面说，可我心里清楚。那时国内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物价越来越高，学生们的书包也越来越沉。我真不喜欢上学，城里的孩子又有钱又聪明，坏主意比我多多了，而且招儿还倍儿损。每次坐进教室，我都浑身刺痒。从那时起我就相信，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有些人生来似乎就是好学生，上课时他们能做到一动不动，特别是那帮女生，视线总能跟着老师的脸转，真了不起！可下课后，她们叫唤起来嗓门比马的还大。城里女孩儿天生会做戏，男孩子也雌化得厉害。咱实在不行，上课不上课脑子都没带到学校。我断定自己天生就不是上学的货，纯粹是浪费时间。好在咱脑子挺好使，没用过什么功，成绩倒也不好不坏。一晃数年，平平淡淡，马马虎虎地就上了中学。那几年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我上初中的学校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对于北京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我就是在足球场上认识徐光的。那时候牛仔裤还属于奇装异服，邓丽君的带子还得偷着听，而徐光却是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孩子。

    　　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球技也稀松平常得很。可咱个子高，年级组队时自然也就把我抓了壮丁。在球队里，我一直踢后卫，球踢不着撞撞人总可以。没踢几场，我便注意到队里的一个小个子同学，他踢前锋，腿短速度快，踢起球来还特别卖力气，属于满场飞的人物。逐渐的我养成个习惯，一抢到足球，便一脚长传专找那位小个子，而小个子也倍儿明戏，闷头就追，追上就一脚射门，追不上拉倒。几场球下来，我们俩竟形成了一种默契，其他年级的那帮笨蛋就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现在每回看国家队踢球，我就气得直拍脑袋，堂堂国家队竟和当年我们年级队的战术一模一样。就冲这点本事也能冲出亚洲？给他们那么多钱都是糟践！

    　　小个子就是徐光。一位老实得有些木讷，认真得有些可笑的人。在我服刑那几年，每逢春节都去我家看望老爹老妈的就是徐光。而实际上我们仅仅是三年的同学。虽然那三年对我来讲就是徐光阶段。

    　　徐光和我本来不是一个班的，开始时我们不过只是在球场上打个招呼，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们成了患难与共的哥们儿。

    　　有一天放学后，我们球瘾大，又练了半个多小时才准备回家。那时天色昏黑，路灯都快亮了。我们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就觉得七八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围上来。

    　　现在的孩子们是比谁有钱，谁家里有阔亲戚，谁家有姑姑能跟外国人上床。可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是比谁横，谁一年能挨多少顿打。那时候能打架是时尚，你打了我，咱不服，还得约人揍你。有时几个学校能打成连环套，老师们碰上学生们打群架都得躲着走，敢多事一砖头稍上就得玩儿个乌眼青。当时我特别吃惊，因为徐光太老实了，不大可能在外面招猫递狗。而咱本人又是和平主义者，我干过不少坏事但对暴力根本没兴趣。世事往往不可理喻，那次我们哥儿俩就让人家打了个鼻青脸肿，蒙登转向。跑到徐光他们家时，把他妈吓得都快哭了。事后才知道，天黑，那帮家伙打错了人。我和徐光的这顿打算是白挨了。也就从这回开始，我们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不久，我硬鼓动老师把自己调到徐光那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