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有两次重大失误，一次是颁给美籍华人赛珍珠，他有什么资格获选？另一次是颁给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丘吉尔是政治家，他又有什么资格获选？诺贝尔尚且如此作伪，不分青红皂白，其他等而下之的各类奖项，不提也罢！

　　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评委共八人，其中只有一个懂汉语。这个人不是别人，是马跃然。马跃然又有自己的偏好，这个偏好是什么呢？他喜欢情节荒诞离奇的小说，比如《西游记》，他不喜欢《三国演义》。所以，即使一部中国小说出版后引起轰动，但是他的风格不类《西游记》，对不起，打道回府，休想蟾宫折桂。

　　余光中先生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要颁给两类人，一类人是作家，另一类人是翻译家。翻译家起着“承接过渡”的桥梁作用。但是好的作品往往要被翻译毁坏掉。比如鲁迅的杂文，素以老辣，犀利，偏激，深刻见长，勉强翻译成英文，会毁坏掉许多原本很好的创意。搞不好，弄巧成拙，画虎不成反类犬，翻成王朔风格的三流杂文，啼笑皆非还是贻笑大方呢？自不待言。汉译英的问题在英译汉里同样存在，比如《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朱生豪最能提升境界，梁实秋尚可。可惜朱生豪生错了时代，在逃难成风的岁月里，丢失了许多价值斐然的译文。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留不住第一流才子，光指责才子缺乏爱国心是不够的，中国，你为什么不反躬自省扪心自问，你为什么留不住第一流才子的心？

　　翻译界评价王尔德的文字：好炫才气，令今译者望洋兴叹。勉强翻译，不如不译。梭罗的《瓦登湖》里那段激烈否定老年人的文字，他的神韵与气势也是会被翻译毁坏的。对一个成功的作家来说，找对了翻译家，就离诺贝尔文学奖近了一步乃至几十步。中国作家永远绝缘于他，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碰到好一点的翻译家。我们需要的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比如钱钟书，但老钱读书多而迂腐，僵死在考据的路子上。是很可惜的事情。吴祖缃批评老钱的文章：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你自己！我批评钱钟书，恐怕也要引他的观点。余光中也是我看好的一位作家，他的中英文皆融会贯通，他用英文写就的《龚自珍与雪莱》令人折节称羡。他近期坦言要翻译王尔德的《理想丈夫》，拭目以待吧。

　　再来谈谈罗素(rusel)，他应该是数学家与哲学家，但他偏偏得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诺贝尔文学奖并不纯粹以文学思想等单一的方面去评定，他还会兼顾到作者所处的客观环境，时代背景，社会影响，主题影射，总体成就等诸多因数。比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并不见得多高明，唯一的妙处就是把“情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但是他为什么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呢？理由是他的终身成就杰出，他是老资格，诺贝尔文学奖再不给他，未免太冷血，他不懂得“尊老敬老”了。再则，诺贝尔文学奖看重一点就是这个作者有没有跟他所处的环境与权势做斗争。比如南非的戈迪默，台湾的李敖，他们都被查禁了很多的书，为自由民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很多的大陆学者都在批评李敖，但是李敖的铮铮铁骨与不屈不饶、孤傲决绝的气魄又岂是你们的只言片语可以抹煞的呢？你们这群没骨头没灵气，依附权势，靠大树靠惯了的人，看到别人特立独行就觉得别扭了啊！再来谈谈诺贝尔文学奖的绝缘体——中国作家。入围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没什么的，不必大惊小怪。北岛、沈从文、鲁迅、林语堂、老舍。比比皆是，尤其是老舍，最后一关都过了，竟然自戕了。生长在一个不幸的时代，眼泪远胜于欢笑，自杀也就成了比获奖更实际的东西了。诺贝尔文学奖现在频频关注莫言、王朔那群人，我是不同意的。理由是咱们老百姓不认识他们。不被老百姓认可的所谓大作家，置四海穷困而不言的所谓大作家。如此冷血与逃避，他们有什么资格获奖？请马跃然自重！否则休怪我曹极笔下绝情！我的青春不出写大书的范围，我的处女文集已经出版了，等赚回成本就可以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无限的为正义呐喊的事业中去。我希望中国的百姓都来支持我曹极，因为中国的百姓才是中国的根本，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我也希望中国的儿童都来支持我曹极，因为儿童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是早上五六点钟的清新空气，他们朝气蓬勃，他们虎虎生风，他们茁壮成长，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曹极不需要专家学者的肯定，不需要龙华富贵的褒奖，只要你们喜欢我，他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