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了一点书，识得几个字，闲暇无聊时写点文字聊以自慰也成了一件趣事。在单位写材料，必须贯彻上级精神，遵照领导的意图，填括号似的填充内容，水平能高到哪儿去？刚毕业时，将大喜大悲之事时常诉诸笔端，顺应时代潮流的，拿出去发了，不合时宜的，压到箱底，想着留到以后，倘有机会，整理出来，也算是一段心路历程。然而，十数年来，命运多舛，如雨中浮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几经搬迁，所写的文字慢慢地遗失殆尽了。当然，这与后来的封笔不无关系。
大概是1991年，县委宣传部、《长安报》联合举办征文活动，按照领导的意图，我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制方面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了，发表在《长安报》上，获得一等奖。想不到的是，报社与政法委的两位同志，将文章稍作改动，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缀在了我的前面。领取获奖证书时，我才发觉了此事，当即撕毁证书，从此辍笔。
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姜英爽采访我时，无意间提到此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是记录失误，也可能是为行文之便利，竟将改我文章之人说成是报社的主编，弄出许多误会，其实与薛亚利先生并无半点关系，况且1991年时，薛先生也并非报社的主编。
七农村社教■
七农村社教
屠夫看世界
20世纪90年代初，不公正的待遇与诸事的不顺心，犹如疾风暴雨般向我袭来，使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我开始自暴自弃，酗酒、打牌、逛街，过一种自由散漫的生活。如果不是割舍不下烟、酒的刺激，真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92年夏，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农村社教"。由于农村条件艰苦，大都市的人自不待言，即使在小县城里呆惯了的机关干部们，谁也不乐意去。而我当时身心疲惫，情绪异常低落。我心里清楚，长此以往，自己的一生将会毁于一旦，但是自己管不住自己。为了换换环境，调整心态，从头再来，我强烈要求去农村，甚至扬言，若不批准，就请病假。因为当时的心境实在太坏了，看猪狗都不顺眼，连桌椅都想踹一脚。
好在当时是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可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脚一抬就算搬家。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被分到马王镇新庄村。那是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地处长安县最西边，与户县为邻，民风淳朴，阡陌纵横，泥土飘香，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派田园风光，正是修身养性的所在。
我们一组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某中学老师，自幼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环境不适应，受不了蚊虫叮咬，吃不惯粗茶淡饭，加之新婚不久，不几天就告病回家。组长刘忠礼，我们戏称"国务院领导同志"，他对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与我无涉--我最烦轰轰烈烈走过场的政治运动了。而总结材料对于长期舞文弄墨的我来说，乃小菜一碟，即使不参加"社教"，凭以往的经验，呆在办公室，一包烟、几瓶酒便可以杜撰出来。
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们的住处被暂时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工宿舍。对于我们的到来，村民们是疑惑的，村干部是客气的，都持观望态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因此，生活单调而沉闷。配合"社教"工作第一阶段的任务，早晨起来，到村广播室，宣传动员。村上抽调的老师，在街头巷尾刷写标语，上级检查时，便有一点搞政治运动的气息了。下午或者晚上，睡一觉醒来，深入田间地头，瓜棚农舍，与村民唠唠家常，调查摸底。
学校有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会议室，其时正在播放亚运会的盛况，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除了围棋（事实上也是个臭棋篓子），对其他体育节目不感兴趣，包括足球。一帮人在那里或欢呼雀跃，或捶胸顿足，我心不在焉，激烈的体育比赛如同催眠曲，看着看着"神"就来了。一觉醒来，节目依旧，想扭到其他频道，一是无线电视，频道很少，二是大家都看体育比赛，满足了我一个人的愿望，却违拂了众意。我是个再平和不过的人，于是继续打盹。
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包括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于是生活便丰富多彩起来。开始是打乒乓球，下象棋，遗憾的是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我对围棋的兴趣最浓，可惜无人对弈，只能如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一般，演练左右互搏之术。渐渐地也觉得没劲，于是便想起了麻将。
除"国务院领导同志"之外，工作组还有一老一幼两位同志，年轻人拳猜得好，喝酒却不是我的对手，对于只划拳不喝酒的人，对饮起来太没有滋味了。老同志叫费维恭，我们后来称之"肺出恭"，他来自二轻海绵厂，听说其父很有学问，旧社会做过私塾先生，其弟兄五人的名字便是按"温、廉、恭、俭、让"之顺序排列的，颇有儒者韵味。可是老费却人和名不符，叫"维恭"不如叫"维俭"更为妥帖，可能是上天抑或其父搞错了吧。他有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可以说除了车铃不响之外，浑身都响，可老费却把它当作宝贝。用老费的话说"骑到哪儿放心，没人偷"。
他们在海绵厂时，没有象棋，谁也不愿意掏钱购买，老费想出一个妙招：用毛笔在碎海绵上写上"车、马、相、仕、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