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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有什么心得，她回答说有的地方读不懂。
后来，她说感到自己知识很贫乏，想利用业余时间去西安某夜大学学习《英语》、《公共关系学》，晚上独自一个人骑自行车害怕遇见坏蛋，希望我能陪伴她。我暗自高兴，却想吊吊胃口，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因为企业里确实很忙，但最后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这样一来二往的便加深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见过双方父母亲属，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恰在这时，我去新疆出差，原以为很快就回来，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婚事就搁置起来。
我从新疆归来，已逼近年关。过完年，其父邀请副局长保媒，从老家请来了我的父亲，在饭店预定了酒席，双方的父母第一次坐到了一起，婚事正式提到议事日程。正要确定吉日，新疆的厂家来陕回访，不得已，又延误了不少时日。
到了五月，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转眼即到五黄六月，确实不能再耽搁了。我觉得自己"车子、房子、位子和票子"一样都不具备而能得此淑女，已经心满意足，不能太过委屈了她，于是由着她的性子，大操大办，金银首饰一样不少，进口家电一应俱全。其时，我手头仅有一万余元，家里也帮不上忙，一时间打躬作揖，求神拜佛，债台高筑。《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心想，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谁都有个虚荣心，且由着她，只要两人幸福美满，努力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94年是她的本命年，按照习俗，本命年勒红腰带辟邪，不论婚嫁，但我已二十八周岁，一眨眼就到了而立之年，确实不能再耽搁了。为此，一向不信神不信鬼的她的父亲，破例前往西安八仙庵求签问卦，求破解之法，选择黄道吉日。
其间我们发生了一点小摩擦。那天去西安购物，已经大包小包买了六千多块钱的衣物，我实在提不动了，要不是怕人笑话，差点儿雇个挑夫帮我扛行李。最后她又相中一件旗袍，商家眼睛有水，一看就知道是个冤大头、挨宰的主儿，索价一千八百元，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才二百六十元，况且当时腰包只剩下不足一千元，就劝她别买，反正到时候只穿一天，结婚时租赁一件礼服也是一样。可她死活不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拗不过她，掏完了身上仅有的九百五十元，商家才照顾情绪似的优惠给我们。那件旗袍就结婚当日穿过一天，以后再没有沾过身，太鲜艳了，扎眼，花大姐似的，谁穿？
依照阴阳大师的推算，五月二十八是我们大喜的日子。那天副局长亲自主婚，全局职工过来操持，所有亲朋都来道贺，好不风光，好不排场！婚宴上局长勉励我们：
"干好国家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
也许局长口中有毒，日后竟成反语，国家的事干得丢掉了饭碗，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孤家寡人，极具讽刺意味。
我白白把书念了许多，思想一点也不开化。在骨子里，我的封建意识很浓，新婚之夜，我发觉她已不是处女，嘴上傻瓜似的装作不知，心里便起了鸡皮疙瘩。此前，我有多次偷尝禁果的机会，如儿时吃葡萄，先拣最绿的、最小的吃，把最红的、最鲜的留到最后，这样，越吃越甜，越吃越有希望。总想将最神秘最宝贵最美好的留给洞房花烛夜，未曾想却拱手让与他人，心中有种被贼偷、被人欺骗的感觉，别提有多么难受。
一夜未眠。
我是个伪君子，第二天回门，打起精神，强作欢颜，极力掩饰内心的委屈与不满，努力装出幸福美满的样子，口是心非地接受众人的恭贺与祝福，其实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满肚子的委屈无处倾诉。一天提不起精神，浑浑噩噩，心不在焉。临告辞，岳父取出一千元，交给他女儿：
"你们刚组建新家，花费很大，这些钱拿着补贴家用。"
好男不争家当，好女不要嫁妆，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我的个性，从不无功受禄，轻易接受他人的怜悯与馈赠。但这次例外，不推托，便是默许。
亲朋好友都说了些祝贺我们幸福美满、白头偕老的废话，包括岳父岳母。我想自己偌大年龄，娶妻不易，传将出去，惹人笑话。反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我就不再多言。
"还是以大局为重，多往好处想，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我自我安慰。
没有蜜月的如胶似漆，日子宁静而平淡。
完婚后三天，我去工地。倘在国家单位，像我这么大年龄成家，至少能休两星期的婚假，工资照发，奖金照拿。不是我的事业心强，我也并非傻子、工作狂，也知道呆在家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坐着躺着，何等舒服。可是创业之初，事情千头万绪，都需要一一打理，前一段时间筹备婚礼，已耽误了不少时间，如果再不抓紧弥补，于心何忍？
几天未去，工地上杂乱无章，半天理不出头绪，一会儿头昏脑涨。放在以往，街上随便吃点东西，点一支烟，冷静下来，慢慢打理。如今，心中有了牵挂，于是急急往回赶。待赶回家一看，冰锅冷灶！房间还如我早上走时一样，横七竖八，凌乱不堪。电视里响着烦人声音，妻子侧依在床上，说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她又说不必了，不要紧。我安慰了几句，就自己下厨，匆匆吃了，又赶往工地。晚上回来，黑灯瞎火，楼道中我喊了几嗓子，应了，原来在隔壁打麻将。我累了一天，也不想做饭，于是去食堂端了两碗水饺，胡乱吃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