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我爱你》六(3)

　　说真的，我运气挺好的，总是能够认识一些精英类的旗帜人物，比如亚历山大·周，比如裴俊，比如童超，比如韩飒。就连那个配合了我的早恋的韩飒后来也成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符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只能说虽然我本人平庸，但我有不平庸的分辨力，总能在人群中找出一些个日后能迅速升值的原始股，然后先期把握在手，或者还参与一些前期炒作一类的工作。但是，我的幸运有限，我总是在等不到他们飙升到最好的行情的时候，就提前失却了他们。

　　在那家律师事务所里，最开始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做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就是把国内的一些不断更新的政策法规检索出来，把每天发生和正在进展的一些诉讼案件的进展整理出来，并做一些简单的归纳工作，以备其他律师检索。那时候的互联网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么既包罗万象又系统专业，我做的这些看似原始的剪刀工作在这个前沿的律师机构里还是很必须的。我不是亚历山大·周的个人秘书，是整个办事处的文秘。由于我在法学方面的无知，我做这项看上去很简单的工作时很有些吃力。周律师都能感觉到我的勉为其难。

　　我上班一周后，周律师以大老板的身份亲自和我谈了一次。按照他当时250美金的时薪计算，他和我的这次谈话要超过一千美金了。

　　他当然没有叫我付费，最后的结果是他还请我吃了顿我喜欢的海鲜。

　　我不记得当时周律师和我怎么谈工作的，总之，说着说着，工作就不是我们的话题了。也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从哪个岔口上开始跑题的。

　　我是一个可以焕发别人倾诉欲的人吗?

　　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我的这张脸上除了年轻和好看以外，还有值得被信任和欣赏，至少我给人最初的印象是这样的。

　　周律师给我讲起了他的童年。

　　他说，小时候，他们家很穷。和很多农村家庭一样，他们要用旧报纸来糊墙。他爸爸是村长，所以他们家能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比如，就可以用有些颜色和图案的招贴画来糊墙。在他们家的墙上，有一幅画——一个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少先队员在天安门广场向着国旗敬礼——他特别喜欢这幅画。这画里面，有他的许多的梦想——他想去北京。他希望自己能像画中的小学生一样有那么一身光鲜漂亮的新衣服。后来，他参加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届高考，如愿以偿地上了P大学，18岁的时候打着背包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到了北京。再后来，他被公派出国留学，……直到今天，他最偏爱的服装颜色依然是白色和蓝色，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在天安门广场敬礼的画中的男生和那个在画前面做梦的小小的乡下男生。

　　他说，以前，他很努力，他就是想把自己做成他们家族的骄傲。到现在，他忙忙碌碌的，就是惯性了。

　　他说：“我知道没有了我，地球照样转。但是到现在，我还知道，要是没有了我，一些人肯定过得没有现在好。我希望依赖我的人多一些，这样在我离开他们的时候，记得我的人也就多一些。”

　　我很耐心地听着，就像当年我在电台做主持人的时候那样耐心地听每一个听众的电话一样。裴俊说过，我不说话的时候很迷人。我相信他没有骗我。我还相信他的话能代表很多认识我的男人的看法。

　　周律师用了几个小时和我这么无边无际地聊。他愿意说，我也愿意听。每个人都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心，何况是像周律师这么成功又这么神秘的人呢？何况周律师还是我的老板呢？

　　吃完晚饭，周律师说他叫司机来先送我回家。周自己是不开车的，他有司机。

　　我说不用了，我自己开车。

　　周律师一惊，说，小丫头很神气，自己有车呀。

　　我说，也没什么了，一个月薪3000块钱人民币的女孩子，开的肯定不是她自己买的车。

　　周律师看了我一眼，问：“你怎么这么坦白？”

　　我说：“您都跟我坦白一个下午了，我说一句实话还不行呀？”

　　周律师说：“我看你不适合当秘书。你倒是像我老板。”

　　我很自然地条件反射问道：“怎么了？您要炒我鱿鱼了吗？”

　　周律师说：“你都知道我那么多陈年旧事了，我要是现在炒了你，你跑到外面把我滥说一气怎么办？”

　　我说：“您是律师呀，要是我造谣生事您可以起诉我呀。”

　　周律师笑笑说：“你那么敬业，今天还加了班，我干嘛要炒你？”

　　我马上说：“谢谢您的夸奖。原来这样也算加班啊。我想可能大家都愿意加这样的班。是不是还有加班费啊？”

　　周说：“不是才请你吃饭了吗？”

　　我赶紧说：“那我可以要求送您一程吗？”

　　——我和周律师之间，就这么毕恭毕敬地超越了一个下属对老板的敬畏。

　　周律师住在京郊的某一个花园别墅里。

　　北京出城的夜路有些黑，隔很远很远才有一盏路灯。

　　坐在裴俊送我的那辆Honda车上，我专注地驾着车，周律师坐在我旁边。

　　我把手放在车档上。

　　后来，周的手覆盖着我的手。

　　我不敢动。

　　换档的时候，我的手微微地用一点力，就能感到一种很真实的温度从他指间传过来。

《没人知道我爱你》六(4)

　　我的右手就这么必然地被他握住了。

　　我怀念被他的掌心包围的那种温暖。这种方式，没有其他的人给过我。

　　后来，我到了澳洲。澳洲是右方向盘驾驶，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用左手换档。我知道，没有人会再像亚历山大·周那样危险地握住我要随时换档的手了。我知道，即便是有，也不会再有人握住我的右手了。

　　右手是留给我回忆他用的——尽管对于我的生活来说，他，什么也不是。

　　我把周送到了家的时候，他又说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开车走夜路回家，于是，他就又陪着我开车回了城里。这好像是现代版的十八相送，送来送去，除了送出些感觉来，让心累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还比较舒适。我不知道北京每天必然要堵塞的车流中有多少是这种温情的奔驰——这个城市可能不需要它们，但我们的贪婪，需要它们。

　　回来的路上，周把他的双手交叉着插在他的腋下，很端正地坐着，就像一个很本分的乘客，一点也不再影响我。

　　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也许我们都是在等待对方先说一些什么一样。

　　偶尔，我用我的余光看他，我想看得确切些，想看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就这么轻易地把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段路程弄得这样的暧昧。

　　车窗紧闭，我们彼此呼吸着对方的呼吸。不知道一种空气从一个人的胸腔里旋转之后再进入另一个人的胸腔，是不是也把她或者是他的胸腔里的一些东西给传递了过去，让他们血液里涌动的氧气中都是对方不曾启齿的声音？

　　快到我家的时候，他提前下了车。他很懂得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规则，不给我带来任何潜在的麻烦。

　　我把车停在路边。看他打了一辆出租车。

　　周上车以后摇下车窗跟我招了招手，我隐约看见他的嘴唇蠕动了几下。夜太黑，我不能分辨他的嘴型到底是想和我说什么。但我猜测那些音节——它们一定和我们还不敢从容面对的爱情有关。

　　不然，他为什么坐在我身边的时候不说？

　　不然，他为什么不敢大声地来说？

　　不然，他为什么这么谨小慎微、却也一定要说？

　　从那天之后，我的工作性质就开始了转变。我不再是整个办事处的文秘了。我只对周律师个人工作。周律师身边已经有四个专业助手了，我的加入，明显有些多余和不伦不类。周分给我的新任务是，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刚成立3年的中国办事处整理一个历史备忘录和宣传图籍出来。在那个时候，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还有，这个工作是很适合我来做的。

　　周为我找到了新的定位。

　　我总是给老板做这种看上去很重要的闲差。

　　我相信他是懂我并且惜我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周律师依然保持着很正常的上司和雇员的关系。我们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也不创造独处的机会。就好像那天下午到夜晚发生的一切是不存在的一样。律师绝对是保密的冠军。他们对别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对自己呢？

　　除了空闲时间他找我去他办公室，给我做一些关于这个事物所的情况介绍以外，我甚至都不一定可以每天上班见到他。有时候下班了，我们偶尔能在车库里遇见，这时他才会开个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换个保时捷呢？”或者是：“要不，把你的车充公，我们每个月多付你一些工资就只当是租车的费用吧。”玩笑开过，大家也就点头说再见。他坐在司机给他开的车的后座上，拿出的就是老板的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