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我爱你》七(5)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有人吃到第七个包子的时候饱得不行就以为只有第七个包子是最管饱的。谁也不可能直接吃到第七个包子。这就是成长,没有人例外。我们的成长中,不是我们被别人调教就是别人调教我们。没有另外的选择。
多年以后,我读到法国女作家爱迪特·布朗在《欲望和男人》中的一段话时很受启迪,她说:“已婚男人通常像带刺的玫瑰,让女人进退两难。跟他结婚?不可能,重婚可是犯法的;离他远去?不可行,因为他又拥有单身男子所不具备的魅力。所以,最聪明的选择是把他们借来用用,然后,好借好还。”
我不是这么一个举重若轻的女人,我做不到。
所以,在和周的问题上,我只能选择逃跑。
《没人知道我爱你》八(1)
做人就像买股票一样,任何巅峰都是暂时的,它也许是下一个深渊的起点。因此,任何对于深渊的得意和眷恋都是极端危险的。
从秦汉、林青霞时代到现在的赵薇、苏有朋当红,我总是听见他们不厌其烦地在电视里的肥皂剧里傻傻地问,爱情是什么呢?——嗨,爱情是什么?我们曾经为爱情织过毛衣,曾经为爱情弹过吉他,曾经为爱情写过诗,曾经为爱情逃过课,……这些爱情在我们现在的眼睛里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青春期,不会顺着一个不知道的什么文人指的方向就叫自己走进爱情的疼痛里。现在的我连和别人拥抱都要下意识地收一下腹,这就是爱情的后遗症——没办法,爱情让一个少女变成了少妇。我如何还能够按照文艺作品的规格来把自己打扮得直指人心、再去勾人魂魄?!那不是开玩笑吗?何况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美女,不论人工还是天然。我只能用一块破布条堵住了爱情的嘴,然后,什么也不再说。
也许是自己老了,我对一些和我同龄乃至比我大一些的男人也多了很多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之所以宁愿直接和人比拼色情也不太愿意和人讨论爱情,就是因为大家的色谱都很宽,对美的标准和对自己的马列要求也都放得宽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偷偷拔掉塞在嘴里的破布,透一口气,将能盘点出我们曾经年轻过的爱情……
——就好像我当时在亚历山大·周以及裴俊他们之间周旋的那个年纪。
我在什么时候跟周说过“我爱你”的?我不记得了。但我肯定是说过的。我的语言从不违背我的良心——哪怕这个事情的开始和结束就像我表达这三个字的时候这么迅速。这是一个暧昧的年代,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各种隐讳的哑剧,尽管不为人知、却常常心照不宣。所谓一些秘密,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你有一个秘密,你以为人家不知道,而事实上人家是知道的,而你却不知道人家知道。于是,所有的,小小的心房,都有一点点的背叛在发生。温存到了一个界限,会因为没有感情而悲哀。可是一旦有了感情,却是另一种更为巨大、无以抵抗的悲哀。
所以,当裴俊问我,你爱他吗?我不敢说不爱,但又不能说爱。我若是承认爱了,就对不起裴俊;我若是否认了,就对不起自己。我就只能说那已经过去了。
裴俊追问说:“过去多久了?”
我说:“从刚才开始。”
——我不骗人的。骗人的话我不说。
裴俊再问我说:“那我呢?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觉得我戴绿帽子很好看吗?你究竟给我准备了多少顶呀?”
我说:“我错了,我知错就改可以吗?”
裴俊说:“你说,一株青草最嫩的草尖被人给掐了之后,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改回原来的样子呢?”
我问他说:“你是不肯原谅我了吗?”
裴俊说:“算了,就这样了。”
我问他,就怎么样了?
他摇摇头说:“我们结婚吧。”
——我和裴俊结婚是我要出国的最大理由。
好像有一首歌词说什么我给你的宽容太多,所以才会让你行为过火,意思大概是说因为爱的宽容才纵容了爱的分解,我看过那个MTV,记得结尾中男主角在充分检讨了自己之后还是想要回自己走丢了的女人。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太不现实。轮到我自己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任何结果的诞生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离结果挨得最近的一个理由,那个理由肯定不是虚无缥缈的爱情。就算当事人再怎么迷恋爱来爱去的幻觉,等你面对一个同样是幻觉的绿帽子的时候,你肯定会清醒地回到物质世界里去。
——裴俊和我结婚只是因为我怀孕了。
裴俊说,我们结婚吧。
裴俊说,你去医院把它做掉吧。
裴俊说,要不,你出国呆一段时间吧。
你明白了吗?——
我们结婚是因为我怀孕了。
要我流产是因为裴俊不能断定孩子是他的。
让我出国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我像一个需要他去负责但他又一定要拼命躲开的瘟神。
我说,我可以不和你结婚,如果你觉得你勉强的话。
我说,我想要这个孩子。
我说,我为什么要出国?
裴俊说,要是你可以和那个男人结婚的话,我不阻挡你。
裴俊说,我不能要我老婆生别人的孩子。
裴俊说,你为什么要留在中国,为了还能够天天看见他吗?
我无言。
我如何让一个男人相信一个心灵出轨、情感出轨的女人没有在身体上背叛他呢?
他没有捉奸在床的证据,一如我也没有清白如水的证据。
我们活在感觉和猜测中,而且越陷越深。
我要想想我是怎么让裴俊发现我的变化的呢?
是我那越来越频繁的莫名其妙就灿烂起来的笑容陪衬着我和他相对时的冷漠?
是我越来越晚地逗留在办公室里,而且也从来不抱怨?
是我在说起亚历山大·周的时候的那种由衷的欣赏和不自觉的回避?
还是仅仅因为一个男人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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