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我爱你》二十一(2)

　　到了晚上，韩飒语焉不详地问我：“晚上你有什么安排？”

　　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说。

　　我回答说，是有安排。

　　他问我，是很重要的事情吗？不能换一个时间吗？

　　我摇摇头。我非常清楚这个时候他想和我做些什么，干柴嘛，烈火嘛，烧吧，干吧干吧，投入火热的生活吧——不就是那么点事情吗？谁也不是善男信女——他一定以为这也是我期待的。我不能说谎，我不能不承认我真的也很期待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和他之间发生些这样的事情，我喜欢这样美好的事情。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不喜欢爱、被爱，做爱。但是，那天我就是坚决地跟他说不可以，尽管我心里真的很期待、很愿意。

　　后来，我们之间随便说了些寒暄的话题。

　　他问我在做些什么。

　　我说，混生活呗，人在哪里活着不都一样，就那么点事情，吃喝拉撒睡。有的人贪一点，就还要一点什么理想啊，事业啊，成就感啊，其实也都说穿了，还不都是一个钱字。在国外的人，就更在乎这些了。

　　韩飒就问我有没有自己的公司。

　　我说当然有了。在这里还有什么比注册一个空头公司更简单的事情呢？

　　他说：“那就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合着来做点事情。到时候，你找好项目，我可以给你投资。”

　　我像听故事一样地听他说这些话，事后很久也都在玩味着这些话里的潜台词。大约我在他心里依然是那个用十年、甚至还会用几个十年来暗恋他的女人，而我对他的依恋，和权势无关，和金钱无关。所以，他可以信任地把权势和金钱这样隆重的主题托付给我，而我呢——我以当年的痴情来当他现在的帮凶。

　　我终于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展下去。

　　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

　　我不想害人害己。

　　作为一个女人，活到今天这个份上，自己最知道自己的不容易。既然没有人疼爱，那么便自爱。可是端详自爱这个词语，再回首看看和他一起走过的道路，觉得一切无不都在描绘着一些个莫大的讽刺，处处都是刺，根根扎人疼。

　　在国外生活得久了的人，胆子都没有国内的人大。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国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在国内的中国人，可能接了地气、有底气，“爆发”出来的居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可能被驯化了不少、也水土不服，“消亡”沉沦掉的居多。所以，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祖国大地上，动不动就可以听说一个什么靠煨着“毛氏靓汤”的人成为“上海首富”，或者说一个叫杨什么的大胖子拿着点郁金香的种子就可以开始圈地叫做“荷兰村”；但在国外，挣点钱的中国人多不容易啊，开个中餐馆，开个小杂货铺，开个没有本钱的贸易公司，开工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收工的时候太阳更早一些时候下了班；或者，就是看着帝国主义的老板们的脸色，等待每两周的时候有个结算，能够拿到一点为生的可怜的薪水……而且，他们的每分钱都还要算计着怎么最大可能的逃税，心力交瘁啊!谁还敢去赌什么未来？全都指着下一代去出人头地了。

　　我在网上逗留的时候，总也是很关心中国的时局和政局——心里有个小小的结，就是想从文字的平静中看到韩飒的平安。纵使从政的人大多走的都是同样的道路，栽的也都是同样的跟头，但我还是希望韩飒是平安的。首先，他最好不要滋事，不要犯事；另外，他万一真的犯了什么事，也愿他能有一些侥幸，毕竟天底下也不是每一个恶都一定有恶来报的。人若纯真向善不可以思维如我这般荒唐，但我毕竟是对他不舍的。“一日夫妻百日恩”了，好歹他也给了我一日夫妻的福气了。

　　何况，我在裴俊和童超的身上，也切肤地感受到了做人和做事的风险。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但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人，他每天的生活都是如履薄冰，随便一件什么事情，就有可能颠覆掉他全部的努力、财富和心血。

　　我不能再次接受韩飒，就是因为我正好被裴俊的一些事情纠缠着。我在和裴俊分手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要是你倾家荡产了，我会回来。要是你病入膏肓了，我会回来。”——这不是宣誓，也不是标榜，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事情会真的发生。不过，老天真要是想考验我们的诚实程度，他硬是要让这些假设来兑现的时候，他和我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说谎的人。

《没人知道我爱你》二十二(1)

　　当夜涌进街道

　　静静地睡去

　　记得很久前看过一个故事，说，玫瑰是能唱歌的。

　　把玫瑰浸入液态氮中，她的每一片花瓣就会迅速地变成玻璃一样坚硬而脆弱，这个时候，轻轻摇动一下，玫瑰就可以唱歌了——虽然那只是单调地、叮当做响。

　　然后，当液态的气体迅速地挥发之后，它的每一片花瓣会迅速的枯萎、凋落。

　　那个故事里，有一朵玫瑰为了向心爱的人唱出心里的歌，最后通过那样的方法达到了愿望，凋谢了最后一片花瓣换来了情人的眼泪。

　　在那个故事里，我记住了，玫瑰是可以唱歌的，至少我知道，如果我来世做了一朵玫瑰花，在负责美丽的时候，我还要唱歌，为了那个我值得用萎谢的一生去换来一段让他觉得动听的歌声的男人。

　　一个相信玫瑰的歌唱的女人，不可能不相信爱情。

　　只要她还有生命。

　　她的生命是为爱情成长的。

　　以前我常常向往着要找一个世外桃源，一个可心可爱的去处，可以和自己心爱的男人一起厮守；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生一窝孩子，像驯养小动物一样地抚育他们长大。到了澳洲以后，我发现如果论自然环境的话，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我的理想的了——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郊区，宁静，平和，闲适，适合养老，适合家居，适合温情。

　　我最终选择了住在澳大利亚一个不著名的城市,一条不显眼的街道，一幢被绿树红花包围的楼房。这里每天早上可以听见鸟的鸣叫，听见叶子被风摇曳的声音；可以看见一季一季的鲜花不被呵护也照样灿烂绽放，看阳光一点点渗进屋里，如同一个检阅的长官。

　　到澳洲来的第二个月，我买了一辆不张扬的澳洲自产的Holden车，握着右座的方向盘，靠左行驶在没有人迹的市区里。在这个有77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里，只有区区不到2000万人散落着、生活着、繁衍着；在这里的路上，见不到人烟就像见不到风沙一样。——一切固有的原则连同记忆都被颠覆了，连交通规则都那么和中国逆反着不一样。

　　慢慢习惯下来，我在澳洲开始了自己的新的人生。就好像重新来活过一遍那样，一切变得从容简单，除了有年龄在为我的历史垫底以外，我看不出自己还有什么需要被唤醒的过去。

　　我甚至不用电话和EMAIL和国内联系。

　　有什么是必须要听的呢？

　　又有什么是非说不可的呢？

　　有什么人是一定不能舍得的呢？

　　——把生离当成死别的时候，一切都淡然得如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澳洲的空气清澈得有这样给人洗脑的功效，就好像电影《东邪西毒》里的那坛醉生梦死的酒。

　　我已经快忘记了我曾经在中国有过什么样的欢乐喜悲。

　　我在澳洲留守的状态，就好像一个出家的人或者一个逃亡的人，为了不能启齿的原因，她知道他必须适应他那将要永远挥别故土的宿命。

　　这样过了半年。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裴俊的一个EMAIL。

　　他在EMAIL里说：

　　“你走了，才知道你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

　　你走了以后，情况改变了很多。

　　也许你选择离开是对的。你从来是一个聪明的女子，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有预见性的。

　　我一贯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在我处境不佳的时候也懒得和人交道。

　　但是现在，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声音。

　　给我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吧。”

　　我一看到这个EMAIL，就立即拨叫了裴俊的手机。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麻烦了。以他的骄傲和自信，他不会这样低调而又放下身段来和任何人说话。他甚至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说过话。

　　但是，电话接通之后我被告知，这个电话已经被转移到了移动小秘书台上了。

　　接听的是一个声音很发嗲的声讯小姐，问我贵姓，有什么留言。

　　我说，我姓殷，你让机主把电话打开，我要和他说话。

　　那声讯小姐追问说，那请问小姐您的全名？

　　我最不愿意和这些机械的职业的声音说话，我说，不要问我的名字了，我是澳洲打来的国际长途。

　　那声讯小姐还不依不饶地说，可是机主要求要留下您的全名啊。

　　我顿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我是他老婆。”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挂了电话以后我才开始回味自己说过的话，我怎么就这么脱口而出地说我是他老婆呢？我怎么竟然还会认为自己是他老婆呢？我兀自地摇了摇头，没有答案。

　　等了两分钟之后，我重新拨了裴俊的电话。

　　终于在电话里听到了他的声音。我说了句“你好，是我”之后，竟然就开始流泪了。不是哭——没有哭声，呜咽都没有，就是流泪——那种特殊的水爬了我一脸的，像蜘蛛结网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