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依说得很对，和大学时代相比，我已经变了很多。我学会了向那些能够决定我前途命运的人妥协，懂得了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乖乖闭嘴，还要时刻警惕着不要得罪任何人。
一个人的才能也许在学校里还有点用处，可到了社会上那就屁都不是，有时甚至还不如一包烟、一瓶酒。比起生存这件事，才能又算得了什么呢？
七年前，我怀着满腔的希望踏进了大学庄严的门，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骗局。父母告诉我们大学是天堂，因为他们想要在邻居面前炫耀；老师告诉我们大学是知识的殿堂，因为他们需要靠我们来提高升学率；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告诉我们大学是乐园，因为他们当年也是这么被骗进了大学，现在也该轮到学弟学妹们吃点苦头了，这样他们的心理才会平衡。——总之，所有的舆论都在为大学唱赞美诗，单单把我们蒙在了鼓里。
一个学期下来，我已经弄明白大学是怎么回事了。这里的一切都必须合乎规矩，教授、讲师们在讲台上规规矩矩地讲经说法，学生们在座位上规规矩矩地一枕黄粱，这一觉睡到期末，教授、讲师们就会关怀备至地把考试范围告诉我们，然后学生们开始熬夜背书，为60分而奋斗——说白了，考试考的就是我们的记忆力，这一点简直连中学都不如。
原以为在大学里可以享受幸福的偷懒生活，但这样的美梦也落空了。不错，在大学里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多了，但常常会让人感觉无聊。就拿我同寝室的几位兄弟来说吧！有两位是全校的睡觉明星，他们在课堂上睡了还不够，一回宿舍就往床上一倒，不到上课或吃饭的时候决不起来；碰上星期天，他们可以连早饭和午饭都不吃，一气睡到下午三四点，才在我们的催促下很不情愿地起床吃晚饭——就好象要将十几年寒窗苦读没有睡好的觉全补回来一样。另外五位刚好相反，只要不上课，他们就不会闲着，常常要玩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到宿舍（当然是爬墙进来）；碰上阴雨天气，他们就在整幢宿舍楼里四处串门，不到熄灯的时候决不回来，即使回来了，他们也不会乖乖就寝，他们会拿出两副扑克来挑灯夜战——就好象要将十几年寒窗苦读没有玩够的时间全抢回来一样。最妙的是嗜睡的和贪玩的两派互不干扰，这边酣声如雷，那边沸反盈天，大家相安无事，所以相处得很和睦。
对了，该说说我自己了。有时我会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然后象那两位睡觉明星一样，在呼噜声中失去知觉；有时我也跟那五位贪玩的一起四处疯。那一段时间，他们最爱去的是舞厅，理由很简单，那里消费不高，又可以见到很多美女。老实说，这几位老兄的舞步都是初学乍练，实在不敢恭维，但他们的干劲很大。我虽然早就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一走进舞池心里就泛起一阵酸楚，隐隐觉得眼前的女孩化成了另一个倩影。——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心理障碍？总之，从那以后我总是下意识地回避跳舞这件事，惹得那帮想请我当教练的舞迷们直骂我不够意思。
刚进大学那会儿，我迷惑了好一阵——这样的生活算是偷懒吗？不管是睡觉还是疯玩，其实就等于什么事都没做，这与懒惰哲学的基本原则相悖。在大学里，也有很多用功的学生，一大早校园中就可以听见朗朗的读书声，不管是哪个系的学生，读的都是英语——整个学校都快变成英文系了。请教过一些大二、大三的师兄，才知道他们在准备考级，没有拿到英语四级的合格证书，你根本就别想毕业，所以有很多人把三分之二的学习时间全用在读英语上，专业课倒被丢在了一边，有的人运气很不好，连考三年都没有过。明白了这一点，我立刻放弃了英语，改修了日语，反正就算英语六级考出来，也不见得有多高的水平，学日语又省时又省力，还算多学了一门外语，合算！合算！——这才叫偷懒！这才是めぐまれる（幸福）！
后来，我发现大学里唯一的净土是图书馆，不愧是著名学府的图书馆，比兴州市图书馆还要大得多。那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地方，也是我大学四年里唯一怀念的地方。在图书馆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如果学校能够特批我不上课，就在图书馆自学，我有把握在三年内拿到博士学位。可是大学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我必须按部就班地读完四年本科，才能考虑其他的事情。
因为常去图书馆，一来二去就和图书馆馆长混熟了。表面上看馆长是个很严肃的人，公事公办、不讲情面，但如果能够深入地与他谈谈，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古道热肠、谈风甚健、不乏幽默的人。他已经快到了退休年龄，有一头花白的头发，可惜我从未见过，因为他总是将头发染成了黑色。他自嘲地说：“这是唯一可以让我自我安慰自己还年轻的方式。”他在法学和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曾经在讲台上辉煌过，但他说没什么意思，因为“讲课的是宁愿对牛弹琴也不肯教牛吃草的老顽固；听课的则是一群强不知以为知，既不懂学也不懂问的呆子。”最后，他申请来到了图书馆，算是图个清闲。
也许是我偷懒的哲学很合他的脾胃，他也时常在自学方面给我很多有益的指导，甚至还让我当了图书管理员。其实这份差事只是偶尔帮图书馆整理整理书目，给新书贴个标签、印个藏书号什么的，一点也不让我费神。相反，我还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譬如逃课就更方便了，只要我找馆长签个请假条，说图书馆有任务，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逃课。这时，馆长就会指着图书馆的一排排书架对我说：“别浪费时间，快读书去！” 还小声叮嘱我说：“这是我们两个的小秘密，不要透露给别人。”
当然，这种方法也不能常用，否则别人会起疑心的。所以有时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带上几本有趣的书，但是在课堂上读书的环境不好。四周那帮磕睡虫的浓浓睡意很容易传染，睁大眼睛四处一望，是一片弯曲的脊梁，好象黄泥滩上被风压倒的芦苇。如果此时能有几株娉婷的柳树轻摆柳枝或者能有几株荷花亭亭玉立，那将会起到很好的提神作用。可是我们的电子工程系根本找不到美女，所以这种美好的企图只能化为泡影。有时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专业。
在馆长的建议下，有时我也会到其他系旁听一些著名教授的课，算是长长见识。但是有一回我闯了大祸。那是邢教授上的一堂课，他讲的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观，洋洋洒洒地讲了三十分钟后，他问我们：“听懂了吗？”
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更没有人回答。
他火了，大声说：“我讲一个故事你们一定听得懂：伯乐是历史上著名的相马师。他的年岁大了，一心想将自己的相马术传给自己的儿子，以免这门学问失传。可惜他的儿子不争气，从来不肯认真学习。伯乐临死前，把儿子叫到了床前，将记录着自己几十年相马经验的笔记交给，嘱咐他一定要找到一匹千里马。伯乐死后，他的儿子就出门寻找千里马，走着走着，在路边见到了一只癞蛤蟆，他想：笔记里不是说千里马的头骨清瘦、眼睛有神、跳跃有力吗？好极了！我找到千里马了！原来相马这么容易，我比父亲高明多了！—— 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想说，你们根本没有将我呕心沥血传授的知识当一回事，你们只是在混日子！这样下去你们闹出的笑话会比伯乐的儿子还要大。”
他顿了顿，然后说：“如果你们代表的是将来，那么我在你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
他的最后一句话惹恼了我。我站了起来，举起了手。
“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邢教授说。
“我需要一支话筒。”我说。
周围的同学将我的话传到了前面，又七手八脚地将一支话筒递到了我的手上。
“为什么伯乐的儿子找不到千里马？这能怪他的儿子不争气吗？这恰恰说明了伯乐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我毫不客气地说。
教室里传来了哄笑和零星鼓掌的声音。他们想不到有人敢和邢教授唱反调。
我继续往下说：“伯乐的儿子连一匹普通的马都没见过，可是他的爸爸却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一味向他灌输寻找千里马的高深理论，甚至连一张千里马的草图都吝啬得不肯画，你叫伯乐的儿子如何去找千里马？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不正是说明了如果我们的教育只知道生搬硬套枯燥的理论，而不联系实际，那么只能培养出一群饭桶吗？我们要问一句：这是谁之过？”
如雷的掌声打断了我的话。
待掌声稍停，我又说：“我要请教邢教授几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文艺复古运动？它们与文艺复兴有什么本质上的共同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哪些规律？”
邢教授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我们今天上课要讨论的内容。欢迎你下课后再和我交流。”
我得意地笑了笑说：“如果邢教授回答不出来不要紧，我替您回答。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文艺复古运动有三次，第一次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第二次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第三次是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这三次运动与文艺复兴在本质上的共同点都是名为复古，实为创新。它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采用复古的形式，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每一次伟大的变革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者们不得不采取种种方法为他们的行动排除障碍。但是变革的力量终究是无法阻挡的，所以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
更为热烈的掌声让我得意忘形了，我继续说：“为什么我们学校有那么多课程不受学生欢迎？这能怪我们学生不求上进吗？不，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教育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到了必须改革创新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的老师们没有勇气进行这种改革，那么我们学生也许会向古人学习，发起复古运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好！说得对！”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
那时的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说出来的话咄咄逼人。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邢教授，如果您代表的是过去，那么我们在您身上看不到任何辉煌！”
话音刚落，掌声又起。这一次掌声整整持续了三分钟，有不少人伸手过来要和我握手。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几乎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因为相隔较远，我看不清邢教授的脸色的变化，但是他的尴尬和气愤可想而知。
那一堂课一下课，我就被人群包围住了，好不容易才脱身出来。等到他们想起问我的姓名的时候，我已经逃之夭夭了。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的过，虽然不乏精彩的回忆，但还是平淡无奇的居多。终于熬到了大三，可以趾高气扬地当大师兄了。同寝室的几位兄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他们的兴趣爱好已经统一了，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经听不到如雷的酣声和吵吵闹闹的打扑克声，取代这些声音的是他们都躺在床上兴致勃勃地交流恋爱的经验。原因很简单——他们都已经有了女朋友。至于我嘛，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所以他们几个商量好了，要帮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有没有女朋友真的那么重要吗？”有一次我问。
“当然重要！否则将来我们回忆起我们的大学时代，那就一点甜蜜的感觉都没有了。”他们回答。
“你们真的决定要和自己的女朋友终生厮守吗？”我又问。
“那就不一定了。”
“这算不算是欺骗人家的感情？”
“何必那么当真呢？其实那些女孩子比我们更明白，只要一毕业就是劳燕分飞的结局。但是人总要有一点感情寄托吧。”他们全力开导我。
但是我不以为然。
不久后，学校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辩论赛，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把辩论赛的冠军队——国际经济系队得罪了，然后就认识了这个队中的最佳辩手杨蔚和池若婵。
又过了一周，就发生了我替严教授代课的事。虽然我尽力隐瞒自己的身份，但在学校的调查下，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当时的舆论对我很不利，校党委书记和学校大多数教授主张给我最严厉的处分。他们给我定的罪名是“严重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煽动学生罢课，制造师生对立”。这其中的任何一条罪名都可以让我坐上几年牢。我开始害怕了。
幸好，我碰上了一位开明的校长。他一听说我的事就说：“怎么，我们学校的学生中还有这样的人物？快去把他叫来，我要认识一下！”
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你就是吴勤勇吗？”他的第一句话很严厉。
“是。”我小声回答。
“你不是电子工程系的吗？怎么自己本专业的课程没学好，就敢跑到其他系去炫耀？”
“谁说我没学好？我连大四的课程都学完了！”我不服气地嘀咕。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如果我把全校所有的课程都交给你来教，你能教几门课？”
我估算了一下，实话实说：“如果每一门课程你给我三天时间准备，我想80%应该没有问题。”
校长几乎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好小子！我作为一校之长都不敢有你那么大的口气！”
然后，他一连问了我几个关于高能物理、生物技术、国际贸易、文学、法学、史学、哲学等专业的问题，我答对了90%。他又沉默良久，最后说：“好吧，你回去等处分吧。”
两天后，学校召开了行政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我的事。会议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给我处分，以维护学校的威望；另一种是给一个警告就行，要保护有创造性的学生。现场的争论非常激烈，要保我的除了校长之外，多是有留学经历的教授，出乎我意料的是，被我奚落过的邢教授也站在支持我的这一边。但是他们这边的人数较少，如果投票表决的话，我就死定了。最后校长说了一句：“如果我们开除他，就必须告诉所有的人开除他的原因，这不就等于承认我们的教授教学水平还不如一个大三的学生吗？对这样的事大肆渲染难道很光彩吗？”就是这一句话救了我的小命。
——这么机密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那都是我的馆长老朋友一字不漏地告诉我的。
第二天，我就被叫到校长室写了一份检讨书了事。
我和校长谈起了学校在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校长说：“你说的这些东西我全知道，虽然我是一校之长，但有些东西不是我想改就能改的。”我这才明白，原来校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后来，我听到了一些风声，说是讨厌我的那些教授预备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给我一点颜色。我着急了。这么辛辛苦苦地读了四年，却不让我毕业，那我的将来就算毁在他们手上了。不得已，我开始巴结这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重要人物。方法很简单，我有意拿一些浅显的问题向他们请教，以此证明我比他们“笨 ”。我知道这样的作法很可耻，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会了虚伪，学会了奉承，可偏偏又学不像，所以一走上社会，还是得罪了不少人。
终于毕业了，学校想让我留校当助教，我回绝了。我很清楚，当了助教，要熬到猴年马月才能修成正果。如果学校直接聘我当教授，我还会考虑一下，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我也还要冒着得罪更多人的危险。不，我已经不愿再卷入这深不可测的旋涡中了！
当然，我还可以去考研究生，但我的水平已经比研究生高了，我不愿再把生命浪费在这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我和若婵商量好了，一毕业就结婚，我们要自己去开创崭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