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怒--中华小说网

　　正当扬文一心忙于朝鲜战争的准备工作时，一场意外的风波悄然来临了。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该文件明确了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并规定党员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就是在老区农村，也要暂缓吸收新党员，而在新解放区农村也暂不发展党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教育广大农民，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待土改完成后再进行发展党的工作。该文件本来是为了提高党的质量和提高工人在党员中的比例问题。可是这个文件和5月8号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讨论，并提交政协会议通过的扬文提出了保护工人的〈工人最低工资法〉，〈劳动法〉，〈工人医疗基金制度法案〉，〈工人退休生活保障基金制度法案〉，〈女性工人特别福利法〉等12部临时法律联系到了一起，于是有的人就找到了他们的话题。高岗首先写信给毛泽东，他认为前一段时间通过的临时法律是对党的权威的挑战，是变相的剥夺了党的权利，特别是受党领导的工会居然不是干部岗位。特别是私有企业中，党组织本来就是依靠工会来进行的，这种压低工会的做法有损党的权威。他又把他的意见在党内宣传，搞的一些同志也半信半疑。高岗的论调在党内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党的绝对领导问题，他们认为，法院，政府和各种企业必须绝对在党的领导下，他们攻击有的同志利用法院来对抗党，削弱党的领导，是变相的搞法大于党，从而将于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平等的位置。高岗一直负责土改工作，他更是以土改的方向问题来向刘少奇发难，党员能不能雇佣工人，能不能当资本家，和农民到底是走分产还是合作社的道路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而以刘少奇为首的同志意见与他们相反，双方就此展开了对攻，而双方的信都源源不断的发向了毛泽东。

　　扬文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毛泽东正在犹豫中，两方面都有不少的支持者，从内心来说，他是同意树立党的绝对权威的，倾向于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的，可是扬文带来的建国后特别是文革等政治斗争的材料又让他举棋不定，如果因此掀起一场运动的话，会不会又是文革的翻版呢。特别是他的儿子毛岸英是支持刘少奇的意见的，而陈云和其他一些从18局回来的同志也和毛岸英在同一条战线上，这其中包括了他的新老秘书。在这场斗争中，毛岸英已经隐约成为斗争的主角，在他的身边团结着是从18局出来的同志。另一面，如果这些人都被打倒了，经济肯定会乱套。当想到18局时，毛泽东想到了扬文，他在怀疑这些人这么团结，会不会是扬文的意思。

　　6月1日，毛泽东把扬文招到了北京，扬文再次踏入了毛泽东的卧室，不同的是这次他有备而来。毛泽东先向他介绍了当前的斗争焦点，然后问扬文：“你是怎么看党绝对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呢？”扬文回答到：“首先，我是支持党对我国的绝对领导的，而且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绝对要保证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对我国的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毛泽东有点意外了，他说：“这和你在前一段时间的关于法院和工会的论调不是相反吗？”扬文说：“主席，我知道您最担心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问题，我想解释的是法院是历代国家体系中不可少的，就是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和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也不例外。法院历来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到了共产党的时代，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体现和工具。法治是中国的必经之路，所以法院必须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一定要站在法庭上进行直接干预。而是通过立法来控制法庭，如果连我们党自己制定的法律，我们自己都不能执行，还指望其他人做什么呢？”毛泽东说：“这和我想的是一样的，也是法院建设的指导性方针。可是现在刚刚解放，中国的各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是主要矛盾，对资本家和富农的支持会导致这一阶级发展壮大。而且收入的不平衡也会导致阶级斗争的表面化，从而挫伤人民革命的积极性，最后很可能导致共产主义革命的失败。”扬文说：“收入的差异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会有的。中国没有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有工人和农民的矛盾，还有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矛盾。虽然有内部和外部矛盾之分，但是阶级的概念一但被强化，就会导致阶级间的斗争。重要是如何控制这些斗争在我们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说：“你的意思是不要划分阶级？”扬文说：“阶级的划分如果有助于革命的话，我同意划分。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先放一边，关于社会主义路线的事你怎么看。”扬文说：“谈到路线，首先要确认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允不允许资本家的出现。我认为鼓励和支持民族资本家的发展不是资本主义，允许农民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而党员富农雇佣工人更不是资本主义。这个论证是我们党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历史的经验认为，国家的性质在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手里拥有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权，就可以控制国家的性质不会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银行，铁路，电力，水力，矿产军工等等重要的行业来控制宏观的经济；我们也可以通过控制立法和军队来保证对经济的规范和约束；我们更可以通过控制教育和传媒来引导经济性质。只要政府，立法，军队和舆论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还怕资产阶级的复辟吗？”毛泽东说：“恩，这个想法有道理，刘少奇同志的理论虽然看起来和你的一样，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你的想法更符合我的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刘少奇同志的想法缺乏强度宏观调控这一块。而且从基地学习过的同志对这一部分的阐述也不是很清楚呀。”接下去他们就阶级斗争和农业合作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天，临告别前，毛泽东和扬文约定明天在继续讨论。

　　第二天扬文再次来到主席卧室外的客厅，他发现这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到了。毛泽东示意扬文坐下，他顿顿嗓子，说：“我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统一一下认识，以结束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接着他发表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对路线的考虑。扬文发现，主席的许多看法和考虑是在他们昨天的谈话基础上的，但是主席仍旧不愿意放弃阶级的划分这一问题，但是经过扬文的力取，主席已经放松了划分的范围和尺度，例如知识分子被划分到劳动者的行列，而且中农已经被取消了。几个人又关于这个话题展开的近一步的讨论。

　　6月6日至9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建国初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当前，阶级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富农可以雇佣，但是要以帮助和扶持落后户为主，土改要坚定的执行下去。关于合作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社不能搞强求，等土地改革进行完了以后，土地不得自由买卖，农民进城变成工人后，土地不能荒废，只能卖回给国家。在国有的土地上可以马上进行农场式经营，给周围的农民进行示范。关于民族资本家要鼓励和支持等等。会议决议根据目前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做出了《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只两个文件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和“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个运动展开的同时，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和党组织要配合法院的工作，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干涉法院的工作。公安局和检察院要提供足够证据，坚决反对乱抓乱捕的行动。各级纪检委要严格监督和检查，坚决打击以权谋私，打击报复的行为。毛泽东最后指出，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

　　6月11日，在政协会议上对这三个文件也进行了讨论和通过，各个民主党派都认为中共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对执行的力度和效果问题表示关注。毛泽东于6月12日发出了给各个民主党派的一封信，信上欢迎民主党派进行监督，并可以就法院的审理工作进行旁听。

　　扬文临离开前又去中南海见了毛泽东一面，他一方面要求指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另一面就朝鲜问题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他在临走前，又和毛泽东讨论了人口问题，在他的印象里，毛泽东是反对计划生育的。结果一谈他才知道，毛泽东并不反对计划生育，只是做起来有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执行的问题，当时没有避孕套和避孕药，更不用说避孕的知识了，总不能不过夫妻生活吧。扬文说：“技术上的问题我来负责，这些用品和药品我可以马上量产，但是反对封建，放对歧视女婴，一定要重视这个工作，但是要科学的进行。我建议由马寅初先生带头，组个班子搞人口普查，统计的人口分布等数据，并进行人口年龄结构的等相关的研究。”毛泽东大为高兴，他说：“这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你回头把这方面的研究资料给我一些，我在详细的考虑一下。”

　　扬文回到基地，开始了计划生育用品的工厂的筹建工作，并把后世关于计划生育研究的报告和著作给了毛泽东一批。6月18日，毛泽东邀请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马寅初到了北京，他会见了马寅初并和他讨论了关于人口问题。马寅初没有想到毛泽东对这方面居然会这么了解，许多问题他都回答不上来。最后毛泽东对他说：“马寅初同志呀，我希望你能领导一个小组，就如何实施人口战略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向，我看一是普查人口的构成和分布，二是如何进行提高人口素质的工作，最后是如何控制人口。”马寅初同意了，他感到毛泽东简直是无所不知，不是简单的认知是深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