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怒--中华小说网

　　刘思齐冒雪来到了毛泽东的卧室，虽然和毛岸英结婚了一年多了，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孩子，不过毛泽东还没有着急，刘思齐才20出头而毛岸英也不过刚刚30，两个人都还有时间。刘思齐推门进来，亲热的叫了声：“爸爸！”毛泽东一抬头，看见是刘思齐，也面带微笑的说：“是思齐呀，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来看爸爸了，岸英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他还在生我的气吗？”刘思齐连忙解释到：“没有，岸英哥哥他早就不生气了，您不让他上朝鲜，周伯伯也不同意，连扬老师都反对，他也没有脾气了。他只是很忙，从10月中开始，到现在很少有时间睡个好觉，今天早上7点才刚刚睡下，我走的时候，看他睡的正香，就没有叫他。”毛泽东有点惊异的问：“他在忙什么？中央经济有陈云同志主抓，岸英只是助理呀？”

　　刘思齐想了想，回答到：“我也不太清楚，听岸英说，好象是帮扬老师搞的研究，林绣姐姐送来了一堆材料，堆了满满一桌字，岸英哥哥天天看呀，记笔记什么的，前两天才刚刚看完，这不，昨天和今天都在整理他的笔记呢？”毛泽东听说是帮扬文，他更奇怪了，毛岸英和扬文在政治上是属于一个战车上的，他们联和着从原18局出来的干部，现在又带上了五野和清华二院，这个派系的人马是日益壮大，他们又在搞什么新东西呢？毛泽东的心里有点不塌实了，他叫来李银桥，让他派人过会去接毛岸英，要一起吃个晚饭。

　　刘思齐和毛泽东又拉了会家常，刘思齐说：“爸爸，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元旦了，我想和岸英一起过来，和您一起过元旦，您看怎么样？”毛泽东高兴的说：“好呀，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一起聚聚了，叫上远新，李娜他们，我们好好的聚一聚！”

　　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晚饭前，毛岸英出现在毛泽东的面前，看着两眼通红的儿子，毛泽东既有点心痛又有点生气，他稳了稳心情，温和的说：“岸英，来，坐过来，我听思齐说，你最近很忙，忙到连看爸爸的时间都没有了！”毛岸英笑了笑说：“爸爸，我最近新从扬文老师那里接了新课题，一直在研究，越研究越觉得有意思，整个人都沉迷了进去。爸，扬文老师懂的真多。在东北和中央搞了快两年的经济工作，也在党报和日报上和高岗同志他们争论了两年，直到近两周来算明白了一些事情。难怪我们在打笔仗的时候，扬老师总是一言不发，现在看来，是太幼稚了！”

　　毛岸英的一番话倒把毛泽东给搞糊涂了，毛泽东轻轻的挥了挥手，打断了毛岸英的话问到：“你接的是什么课题？”毛岸英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哦，是未来中国政府的构架问题，扬文老师觉得现在的政府结构有点问题，机构的设置上，有点党政不分，军政不分的味道，所以他一直想研究怎么样能合理的搭配各个机构，使得政府的效率提高的问题。”毛泽东笑了，他有点怀疑的问：“这么大的题目，你能搞的好吗？”毛岸英说：“题目很大，也很难，可是总是要有人去搞的，我也许不能做的很完美，但是像扬老师说的，重要的是有人开始去做，爸爸也讲过寓公移山的道理，如果每个人都看着别人而不去做，那么山是不会自己走的。”毛泽东有点赞赏的看了看自己的儿子，说：“那么你研究出什么名堂没有？”

　　毛岸英清了清嗓子，对毛泽东说：“爸爸，扬文老师给了我看了许多书，像《国富论》，《新经济论》，《决策论》和《科学的组织结构》等等，从这些书籍中，联系上我在苏联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著作。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前提，第一是物质极大丰富，第二是人民有高水平的素质。有了这两个前提，才能谈按需分配，主动劳动和消灭阶级和差别的问题。但是这两个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前面是贫穷的国家，后面是刚刚摆脱封建和资本主义买办统治的人民。所以得出的结论是直接实现共产主义是不现实的。我认为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或者是扬文老师提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我都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毕竟这个过程是不可少的。在这个大前提条件，我们就要考虑相应的社会组织的问题了。如何体现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呢？我和扬文老师的看法是一致的，科学的决策和组织结构是没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的，工具就是工具。”

　　毛泽东听到这里，他饶有兴趣的问：“那么你们搞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毛岸英说：“是分权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分权制。在这个体系下，政府，法院和军队完全分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的基础上，为实现共产主义做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工作。”毛泽东接着问到：“怎么个分法？”毛岸英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员当然是政府，法院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力量。因此三者分开，不过是相互制约，并不存在党派的问题。我考虑作为最高权利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发挥其监督政府的作用，从中央到各个省，政府的领导应该由人大进行提名和通过，国家和各地的立法权也必须由人大通过才能生效，任何临时性的政府发布规定只能在30天内有效，30天内，他们必须提交人大审议并通过。因为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党，所以共产党必须占有各级人大，法院和政府中70%的席位，其他各个民主党派占25%，无党派人士和其他民选代表占5%.这样组成的组织才认为是有效的。”

　　毛岸英又说到：“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法定的最低级机构为市和县，中间级为省，高级为中央。这三级机构的领导人通过由上级提名，相应的三级人大来选举的方式来产生，当然作为国家总理的提名权在中共中央手里。除了这三级外，其他的政府机构均为派出机构，派出机构在上级机构的领导下工作，他们的手里没有特权，仅仅是按照政府的规定办事，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特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例如，如果有人申请要盖房子，那么这个人到政府申领申请表，按照要求填写，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政府或派出机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批准，要不然就是政府官员的失职，申请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起诉，而法院将根据行政法条理，给予政府以惩罚，从赔偿损失到判刑。”

　　毛泽东插话问到：“如果你那个行政法条理中没有怎么办？”毛岸英回答到：“可以由法院的一个特别机构：政法委，她把所有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案例和条款提交人大常委会，由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然后在回到法院来执法。这里要强调的是公安局将是双重领导，一方是地方市县等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另一面是上级省级公安局和中央的公安部。人大，法院和政府的相互监督有利于我国的长期发展的要求。”说到这里，毛岸英兴奋的问毛泽东：“爸爸，你认为这个办法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政府组织的部分。”毛泽东点一根香烟，想了一会说：“恩，像那么会事，不过中国的问题远远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呀。你还要做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来充实你的想法呀？”

　　毛泽东习惯性的弹弹烟灰，继续说：“你们的这种想法有点像三权分立，但是在中国是一党执政，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三权分立根本是没有效果的，三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会在一党的旗子下给覆盖掉，你们不会也搞言论的绝对自由吧！”毛岸英说：“您想的问题，我和扬老师也探讨过，共产党是一党执政没有错，但是美国又何尝不是一党执政呢？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呀，说穿了，也是一个党派两个声音。在共产党内部，我们虽然团结在一个旗帜下面，也是左右派也是两个声音呀。关键在于允许党内的不同意见，我在苏联的时候，讨论最多就是原列宁的执政时期，那时是苏联最艰苦的时候，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以列宁同志在苏联的威望，仍然有不同的声音，列宁同志并没有强调统一，反而允许季洛维也夫等反对派说话，在利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现在，我就经常和高岗同志进行论战，通过论战，我发现有的问题我看的更透彻了，这也是符合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的。”

　　毛泽东笑着说：“看来你和高岗同志的论战真的让的辩论水平长进不少呀，你说的没有错，那时确实是苏联的黄金时期，可是这和列宁同志高水平的领导和威信是分不开的呀。后来的斯大林就改变了列宁时期的做法，苏联的大清洗，你恐怕也有耳闻吧。”毛岸英反驳到：“苏联的问题在于没有一部完整的宪法来保护，在历史上，当美国发生宪政危机时，宪法总会体现出它的作用，所以在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提高法律在民众中的公信力的问题，我和扬文同志的意见是，提高法律的公信力在中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口号已经宣传了几千年了，但是执法的始终还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一个有绝对权威，维护宪法的大法官存在。所以我们认为，设立独立的终身大法官和律师制度，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这样才能真正的提高法律的公信力。”

　　毛泽东对儿子的进步表示高兴，但是在另一面，他所经历的30多年的政治风雨又时刻提醒他，毛岸英的政治理解力和对政治的险恶的防范能力还是太低了。他想了又想，对毛岸英说：“你的主意看起来不错，但是实际的实施恐怕仍有一定的问题和难度，这样吧，我看随着经济工作的日益走向正规，陈云那头不太忙了，你就到李克农的中央社会部去帮帮忙，和克农同志一起，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在补充到你的方案中去，看看可不可行。”毛岸英见父亲不反对他，顿时高兴起来，前一段时间因为闹着去朝鲜而一直蒙着阴影的父子关系终于散去了乌云。

　　送走了毛岸英夫妇，毛泽东又沉浸到了他自己的思绪中，扬文搞的这个手笔是出乎他的意料的。自从扬文到了中共中央以来，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之间的关系就变的微妙起来。扬文带来的材料他们是都接触过的，说实话，对新中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和党内斗争，各人有各人的认识和想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错误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其中曲折恐怕是无法想象的。任弼时因为死的早，后来的问题几乎牵掣不到他，他的位置也是最超然的，所以他在当时就首先提出了以史为鉴，重塑未来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了所有的书记的一致支持。

　　虽然大家抛开了这些不愉快的结局，但是事件带来的影响是一下子消除不了的，或者说是戒心是一下子放不下的。但是尽管如此，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还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是予以了肯定，在周恩来带头对自己在建国后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率先进行了批判的影响下，其余的四人也纷纷表态要避免错误，精诚合作。但是在私底下，或者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的心里总会有些激荡，就是毛泽东自己也对自己晚年的决策也是感到了震惊和一些内疚。在那个会议以后，虽然大家不再提起，也刻意去避免这个话题，但是毛泽东对于权利的分配的问题上，总不像过去那么自然。今天，扬文又重挑起这个话头，虽然不是针对他毛泽东的，可是他还是感到扬文仍然对他有点不放心，因而把主意打到了他的儿子，毛岸英的头上。

　　12月28日的中共中央办公会上，毛泽东向中央五大书记介绍了扬文的想法，这时代替任弼时的位置的，是负责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陈云虽然在中共中央继承了任弼时的位置，可是他并没有获知关于扬文的绝对秘密，这也使的他仍有区别于其他四人。也正是由于他不知道关于扬文的秘密，也使得的他对毛泽东用如此郑重的方式来转述扬文的私人意见感到了不可思议，在他的印象中，扬文来到东北，兴师动众的修建那两个厂子，也就在那一次和扬文的较量中，他感觉到中央五大书记对扬文的绝对支持，这是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而以后的发展里程，无不证明了那两个工厂的重要性，如果陈云不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话，他一定相信扬文是的巫师，是个可以预言未来的巫师。所以这次，陈云选择了沉默，他想先看看别人的意见。

　　刘少奇率先打破了沉没，也许是方案中的坚持集体决策制度，和用宪法来保护决策制度的可继承性等等做法，使得他看到了解决中国未来的政府问题的一个方法，他决定支持扬文的意见，他也认为，这恐怕是他的悲剧和文革可以避免的唯一可以想到的方法吧，他弹了弹烟灰，平稳的声音说到：“我个人认为，扬文同志的意见有他可取之处，既然扬文同志认为毛岸英合适做这项工作，我看就让他负责好了，我再提议可以由毛岸英作为组长，田家英同志为副组长，在叫上几个老同志，组成一个研究小组来负责这件事，当然根据主席的建议，毛岸英也应该去中央社会部进行学习和社会调研，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

　　周恩来也有和刘少奇同样的顾虑，他也很欣赏扬文的选择，大概这是让毛泽东可以接受的唯一方法吧，于是他也跟进到：“是呀，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也完全同意，我建议王稼祥任小组的顾问，王稼祥同志对我党的组织工作和政策等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的工作经验丰富，经常会有非常独特的见解。我相信他会对这项工作有所帮助。”朱德，一辈子都跟在毛泽东的后面，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的正确性，在看了大量的资料后，他也认为毛泽东是在后来错误的发动的文革，作为红军的创始人，他的心里也一直想找个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办法。毛泽东介绍了扬文的主张后，朱德其实在内心了松了口气，毕竟毛泽东的人格是信的过的，于是他也表示同意，他也跟着推举了一个人，他说：“我认为，董必武也最好成为这个小组的顾问之一，他对于法制建设很有研究，应该会对这个小组有帮助。”

　　陈云落在最后，但是他总算听出了四位的意思，他再一次为中央如此支持扬文而感到震惊，虽然他不知道扬文的秘密，也不知道后世的情况，但是对于建设党内的民主环境的方案，他还是觉得非常有必要支持的，他考虑了一下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主席，既然关系到未来国家机构的安排，您看有没有必要请一位其他党派的同志也参与一下准备的工作呢？”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我看让沈钧儒来吧，他是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的，研究就是这个方面的学问。”其余四人纷纷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