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怀疑我们的理由却参与我们的规划。有的还给我们挑来猪粪和草灰。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他们脸上多有惊讶之色。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那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可能要不了多久，她们还会紧紧盯上吊带裙、露背装、指甲油、眼睫膏一类，一个个身体全方位装修升级，随时准备踏上VIP晚宴的红地毯。

    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型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刮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式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

    老五就总是穿上这么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没有换洗，一定是穿得过于多功能，他的西装已像硬硬的铠甲，而且是成人铠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长得几可护膝。我问他为什么买得这么大。他兴冲冲地说：“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

    他不过是买衣时想多谋几寸布。

    端午节，我应邀去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身为陪祭的主宾之一，我必须穿上我家没有的西装。主人倒是很热情，马上从某照相馆给我借来一套，让我临时换上。可惜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仅把我捆成了一个粽子，而且热得我满头大汗，似乎我一面对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紧张和羞愧。

    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谭谈先生，都对我的满头大汗都投来同情目光。不知是谁递给我擦汗的纸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他们付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