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受一家杂志的委托去采访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此前，我已经读过了他发表的大量作品，深受其影响，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作为一个大学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记者去采访他的。他的家在安定门外护城河边的一幢塔楼里，进门之后，我看到客厅不大，但是屋子里盆栽植物生机盎然，三只大花猫在跳上跳下地警觉地观察我。我记得那次采访很成功，因为我对他的作品耳熟能详，所以，我们聊得很愉快。我第一次的印象里面，刘心武非常和蔼可亲，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观点犀利但又待人宽厚。

    那个时候我二十多岁，在一家报社工作，精力旺盛，白天写新闻，晚上写小说，一年能够发表二十多篇小说。一年后的某一天，他出其不意地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很多文学杂志上那个和我同名的写小说的，是不是我？我告诉他就是我。他很高兴，说，他正给华艺出版社主编一套“城市斑马丛书”，希望我把那些小说编辑整理好给他，可以出一本小说集，就放到丛书里。他还告诉我，这套丛书还有朱文一本，张小波一本，都是第一次出版小说集。并且，他主动说，你的小说集的序言，我来写！

    我很高兴，确实有受宠若惊之感，也非常激动，于是赶紧整理好了一本小说集《城市中的马群》，交给了他和出版社。我18岁的时候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可是，毕竟那是少年写作，不值一提。而这本书，才是我迈上文坛的真正意义的第一本书。我想当时不仅对我，对朱文和张小波应该也是如此。而他给我写的序言的题目叫《和当下共时空的文字》，准确地捕捉到了我的小说的意义和特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等于说我迈上文坛，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刘心武的“第一推动”。

    从此，我们就经常联系了。10年间，我们还作了多次的对话，对当下的文学和文化问题，对城市建筑和规划发表了看法。过去，我听一些作家说，他的脾气有些怪，可是，十多年的交往，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的脾气古怪过。而且，他属于那种一旦接受了你，和你成了好朋友，关系就一直很好，很不容易改变的人，值得信赖与尊重。我发现他对年轻人都特别好，尤其对一些虽然很边缘、但却是真正优秀的青年作家很关注。比如，某一天，他读到王小波的一些作品，非常喜欢，就想尽办法找到了王小波，请他吃饭聊天，写评论文章。我记得王小波来的聚会一共有两次，每次吃饭，他不仅约了王小波，还约了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地点就在离他家不太远的一个餐馆里。每次都是刘老师做东，大家谈天说地，聊到很多文学文化问题，席间，大家喝了不少酒，我记得王小波很能喝酒，轻微地醉了，脸红红的，说了很多有趣、有意思的话。深夜，我们散场走出去，我还问王小波，你做自由撰稿人，稿费不够养活自己怎么办？王小波笑了，说，我还有个大货的车本，我当货运司机肯定没有问题！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就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在电话里，刘老师和我叙谈起他，叹息和惋惜了很长时间。

    他经常给一些年轻的作家提供机会。某一天，他和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吃饭，那个专员是一个汉学家，也是他的作品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他就特意地带上我和祝勇参加，不遗余力地推荐我们。后来，我的几种法文本小说的翻译出版，也都是他牵线搭桥。有时候他又显得很仗义，2004年中法文化年的活动中，访问法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第一稿中本来有我的名字，我的法国出版商邀请了我，因为当时我有三本书在法国翻译出版了。可是，名单的第二稿上，我的名字就不见了，一些根本就没有法文版翻译作品但是作家协会喜欢的“作家”上榜了。对此，连邀请我的法国出版商都摇头，只好在那些作家后面注明“无法文译本”。这个事情刘老师听了很不高兴，告诉法国出版商，宁愿他自己不去了，也要我去！我去不成，他也不去了。我劝他说无所谓的，你别赌气，要是你不去，让人家法国方面的译者和出版商很不好办。而且，我自己也有个日本外务省的邀请，时间上刚好冲突了，所以我自己还不一定能去呢。就是在中法文化年期间，他出版的作品法文翻译本就超过了6种，法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都对他的作品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评介。

    他总是对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非常地关注。我记得，在王朔的小说遭到各种批评的时候，他写文章支持王朔，对王朔大加赞赏。我还记得有一年，作家协会开大会，他听说王朔、余华这些人既不是会员也不参加那个大会，就对我说，“你说一个作家代表大会，连王朔和余华都不参加，还叫什么代表大会！”他是很硬气的，脾气很倔，据说，最后他自己就是没有去。

    作家王刚也是一个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前些时候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刘老师很喜欢，立即撰写了书评，还请王刚一起聊天吃饭。后来我见到王刚，他给我说起来这件事情，忽然就有些哽咽了。王刚也是一个新疆出生的刚强汉子，他一直很少和文坛人士来往，因此，当一个前辈作家十分真诚地、充满了激情和喜悦地欣赏他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推荐他的作品时，从来都觉得自己是边缘化的王刚，当然会很感动，我也很理解他的哽咽。刘老师对新作家总是很好奇，现在，我在一家文学杂志当编辑，他就经常在电话里问我，最近，有什么样的新闻？有什么样的新作家？还特地让我给他介绍了现在很活跃的“八零后一代”作家们的情况。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月，我们一些年轻的作家借着给他过生日的由头，喝了好几次酒，每一次场面都非常热闹，也非常令人难忘。我们都知道，他经历丰富，过去当了很多年的中学老师，后来，又当了《人民文学》的主编。1987年，他因为杂志当年1、2期合刊刊发了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遭到停职处理。于是有一天，在一个酒局上，诗人张小波问他，当时，被停职了，遭到了这样大的打击，是什么心情？他沉吟了片刻告诉我们，当时，他是从新闻联播看到这个新闻的，一开始心情自然有些沉郁，和妻子一起在公园里散了很长时间的步，然后就慢慢地接受并且释然了。他说，一个人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你总要在这个时候挺住，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渡过难关。

    我的印象里，他喜欢和很普通的市民来往，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引车卖浆者之流，门口修自行车的老大爷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他掌握的知识谱系相当博杂，和他聊天说话，你可以得到大量的知识和信息，也非常有趣热闹。

    他还是一个很有情义的人，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很沉重：“我们家的××去世了。”我愣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他家一只养了十多年的漂亮的波斯猫去世了。他说了这只猫的一些故事，最后，很难过地告诉我，他们全家到郊区书房外的樱桃树下，把那只猫给掩埋了。对猫如此，何况对待朋友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