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寻  人

    苏德佑，男，36岁，身高1．60米左右，辽宁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袄，劳动布工作裤，脚穿黑胶靴，挎黄帆布包，精神不正常，于11月14日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至今无音讯。如有见到者请通知鞍山大孤山矿选矿厂苏德华。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着30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30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着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都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像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着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着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着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料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愣。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来，“哧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着。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方便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