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１９２４年）

    《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讥诮而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中国的讽刺作品，自古就没有，所谓《何典》不过是陈腐的传奇，穿上了鬼之衣而已，《捉鬼传》较好，却也不深刻，《儒林外史》更不是一部讽刺的书，《官场现形记》之流却是破口大骂了；求有蕴蓄之情趣的作品，几乎不见一部。自鲁迅先生出来后，才第一次用他的笔锋去写几篇“自古未有”的讽刺小说。那是一个新辟的天地，那是他独自创出的国土，如果他的作品并不是什么不朽的作品，那么，他的这一方面的成绩，至少是不朽的。

    ——郑振铎（论）《呐喊》（１９２６年）

    阿Ｑ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Ｑ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Ｑ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的很对。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着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点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万国的类型”，阿Ｑ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Ｐａｎｄｏｒａ）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病根。总之这篇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付苦药，我想他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Ｑ痛骂一顿，做到临了却觉得在未庄里阿Ｑ却是惟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太批评契诃夫所说，他想撞倒阿Ｑ，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倒将他扶起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的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界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眼见到这一类角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周作人（论）《阿Ｑ正传》（１９２３年）

    我以为《呐喊》和《彷徨》里所表现的作者宇宙观并无二致，但是作者观察现实时所取的角度却显然有殊。《呐喊》是作者在一方面虽然觉得那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未能“彻底”，但另一方面又认定在反封建这点上应给予赞助，——是在这样的立点上他发出了他的《呐喊》的，所以《呐喊》主要是表现了那些长期受封建势力压迫与麻醉的人们，在怎样痛苦地而又麻痹地生活着，他们有愤怒，而又如何愚昧，他们不明白生活痛苦的来源，他们有偏见，固执，然而他们能哭能笑，敢哭敢笑，而且敢于诅咒；像一条红线似的贯穿于他们的痛苦而又麻痹的生活之中的，是他们对于生活之执著，他们的生命力之旺盛和坚强！他们是“大地的儿女”从泥土里出来，被缚系于泥土，终身不能离开泥土的人。在这样的人们身上，作者看见了革命的力量，然而还没有看见革命的人物；这一股革命的力量，需要去唤醒，但唤醒了以后，需要给他们以斗争的“武器”，作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那里，没有看见那种“武器”，所以他曾说，唤醒了以后而仍旧被禁在黑屋子里是加倍的痛苦。然而作者终于发出了雄壮的《呐喊》。

    《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在这方面，主要地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价只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魂，但同时肩上又负荷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也是革命的力量么？当然是！而且他们将是革命的工作者，和组织者。《彷徨》中间不少热情的向光明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也不少缺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涓生”，还有一个带有旧时代的深重缺陷的人，而由热极转化为冷极的“孤独者”的主人公亦然，但这位主人公于愤激而以冷酷自我娱乐的当儿，仍然有“热”，——即对于天真的孩子的爱惜，现代的人不能没有缺陷，因为现代的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的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与愚昧包围的。但作者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是天老地荒终“如斯”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如果我们觉得上面的解释，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彷徨》应该看作是《呐喊》的发展，是更积极的探索；说这是作者的“悲观思想”到了顶点，因为预兆着一个“转变”，——这样的论断，似乎是表面而皮相的。

    ——茅盾《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１９４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