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鲁迅是曾经学过医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将这技术应用到文学上来。不过他解剖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人类的心灵。他不管我们多么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灵魂深处的创痕，掩藏最力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他最恨的是那些以道学先生自命的人，所以他描写脑筋简单的乡下人用笔每比较宽恕，一到写到《阿Ｑ正传》里的赵太爷，《祝福》里的鲁四爷，《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便针针见血，丝毫不肯容情了。……

    鲁迅从不肯将自己所要说的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只教你自己去想，想不透就怪你们自己太浅薄，他不负责。他文字的异常冷隽，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坚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寻常作家所能及。

    鲁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有简洁短峭的优点。……他文字的简洁真个做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地步。

    ——苏雪林《〈阿Ｑ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１９３４年）

    所谓劣根性，阿Ｑ的习惯：第一是精神胜利法。……

    其次是色情狂相。照阿Ｑ看来，凡尼姑一定和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其实因为他自己曾在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原是猜己度人的，这种心理自然也很要不得。

    第三，是畏强凌弱。阿Ｑ给赵太爷打了嘴巴固然不敢回手，给秀才用竹杠敲了，也只是顺受。可是见了小尼姑，就要随便动手，碰着小Ｄ，也就开口骂“畜生”！

    第四，爱装虚架子。小Ｄ虽然一向软弱，阿Ｑ饿瘦了，实在也并不比他强，相互拔了一阵辫子，明明是无力取胜，走开了，阿Ｑ还要回转头去装腔作势的说：“记着罢，妈妈的……”

    第五，注重无关紧要的小事情，譬如因为把未庄叫做长凳的叫做条凳，阿Ｑ就很鄙薄，城里人把葱叶切得细碎些，也就认为大问题。

    第六，奴隶性重。因为审判阿Ｑ的人怒目而视，以为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宽松，便跪下去了。

    阿Ｑ之所以为阿Ｑ，原是因为环境恶劣，没有受过正当教育。作者用意所在，与其说是攻击阿Ｑ，不如说是暴露环境的缺点。所以我们怕得自己做阿Ｑ，也不愿意别人像阿Ｑ，在自励励人以外，更须注意环境的改良。

    ——许钦文《漫话阿Ｑ》（１９４７年）

    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所反映的主要就是中国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后到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之前这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以后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无力，在经过长久的痛苦、寻求、怀疑和探索之后，从五四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革命的风暴还在前面，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结合起来，广大的人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社会矛盾是十分尖锐化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格外突出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

    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关于农民问题的作品在鲁迅的小说里占着特殊显著的地位。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鲁迅对于农民问题所给予的特别的注意和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所占的特别重要的位置是正相适应的。

    在表现人民的被压迫的苦痛的时候，鲁迅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的矛盾。……鲁迅是真正透彻地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他是清楚地知道，农民所受的苦痛，不是这些肉体的苦痛所能完全包括的。农民有许多苦痛，这比直接的肉体的苦痛更可怕，更残忍得多。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１９５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