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解读
《阿Ｑ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来揭露“国民性”的痼疾的。就经济地位而言，阿Ｑ是个劳动人民，然而在阿Ｑ身上，除了劳动人民的一些品质而外，还有不少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恰恰又成为阿Ｑ精神上的枷锁和麻醉剂；但即使这样，当中国发生了革命时，阿Ｑ便做了革命党，然而又“不准革命”，终于被摇身一变的假革命的新贵们拿去作为“示众”的材料。这就不但是阿Ｑ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有人以为阿Ｑ终于做了革命党是不符合阿Ｑ的性格的。１９２６年，鲁迅在《阿Ｑ正传的成因》里，曾经这样答复：“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Ｑ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Ｑ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最后几句话，暗指着当时就要到来的１９２７年的革命。鲁迅对于那一次革命是并不乐观的，甚至于悲观。
阿Ｑ这典型，如果只作为雇农来看，阿Ｑ的故事，如果只作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来看，那就不能够说明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旧社会中，所谓“阿Ｑ相”是普遍存在的；从“衮衮诸公”到“正人君子”（伪善者），知识分子，市民，乃至劳动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几分阿Ｑ的“精神品质”。因为，所谓“阿Ｑ相”者，其构成的因素不是别的，而正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当《阿Ｑ正传》在报上连续刊登的时候，有些“正人君子”（伪善者）和高贵的绅士们，惴惴不安，都以为是骂到了自己。他们这惴惴不安实在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阿Ｑ这面镜子里正照出了他们的嘴脸。认真说来，即今天的我们，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Ｑ这面镜子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旧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却不能够马上在人们脑子里消灭的。
毋庸讳言，《阿Ｑ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阴暗的，而且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的痼疾，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人民品性上的优点。这虽然可以用“良药苦口而利于病”来解释，但也和鲁迅当时对于历史的认识有关系。鲁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而表示同情：历史上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为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这显然对于中国历史上人民作用，估计太低了。但说这样的话时的鲁迅，有的是愤激，是苦闷，而绝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现的内心思想一样，尽管有矛盾，苦闷，而并不消沉。他还是坚决地战斗着，同时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伟大。
——茅盾《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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